法治信仰是法治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如何建构中国的法治信仰,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回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的主旨是在法治信仰理论界说的基础上,探讨法治信仰的结构与功能,分析法治信仰形成的困境与原因以及法治信仰的生成基础与机制,进而对法治信仰的具体建构进行分析与阐释。论文结构安排除“引论”与“结论”外,主体部分由五章构成。引论部分主要交代了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述评、研究方法与创新,重点阐述法治信仰课题的选题背景与研究理路。第一章法治信仰的理论界说。信仰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涉及到宗教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和诠释,其共同指向为信仰作为个体的精神性需求,强调的是对确定核心价值观的追求与信奉,并以此作为人们的行动指南指引个体的行为实践。围绕有关信仰的基本理论,分析了信仰的基本概念,并对相信、信任、信用和信念以及宗教、理想、科学和迷信等与信仰相关或相近的概念进行辨析;同时,对信仰的基本特征、信仰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以及信仰的基本类型进行探讨,着重对宗教信仰、道德信仰和政治信仰三种主要信仰予以分析。此外,对法治信仰的基本概念、法治信仰的基本特征进行阐释,重点辨析法律信任、法律信用和法律信仰等与法治信仰相近的概念,以期为法治信仰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法治信仰的结构与功能。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探讨法治信仰的构成要素问题,法治信仰的结构具体可以分为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内在结构是讨论法治信仰的所属范畴,即由法律心理到法律观念再到法律信仰,直至法治信仰由表及里的定型化表达。外在结构则是分析法治信仰的主体与客体。法治信仰的主体,即分析哪些人应该信仰法治,解决谁是接受者问题。法治信仰的受众天然应该包括全体社会成员,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坚定的信仰法治。将法治信仰的主体区分为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人”、“法律人”和“社会公众”三个层级,法治信仰的客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理解与把握,既离不开对法治概念的精髓与要旨进行追溯,又需要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法治建设的经验与成就加以综合分析,着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坚持与践行进行阐述。作为“信仰客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包含了对法律的信仰,也包含了对法治实施的信仰,还包含了对法治所承载的公平、正义、秩序、人权等内在价值的信仰;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追寻和坚持意义而言,更应该包括对法治中国的信仰。此外,还对法治信仰所具有的价值认同的基础功能、规范教化的秩序功能、司法公信的促进功能以及法律权威的根基功能进行探讨。第三章法治信仰形成的困境及原因。分析法治信仰形成的具体困境,即探讨影响社会成员难以信仰法治的因素。在充分了解法治信仰的结构与功能基础上,依循结构分析进路分别从法律规范因素——立法质量问题,以及法治实施因素——司法公信力问题,即法治的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分析法治信仰形成的具体困境。在法律规范因素方面,部分立法公平正义性不足、民情基础不足、科学性不足、确定性不足、完备性不足以及融贯性不足,是影响法治信仰形成的前提性因素。立法如若不符合公平正义,将直接导致司法的不公正;立法没有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是难以形成法治信仰的,脱离民情为基础的立法正当性是不足的;立法既要考虑到国情实际、又要因地制宜,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具有可操作性;法律的确定性对于社会成员而言,要求所立之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除却有不符合现实发展、具有滞后性的法律外不能朝令夕改;只有法律规范体系完备,社会成员在具体利益受损时才能找到相应的法律予以支持;法律规范集合的融贯性要求所有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不得违背宪法,下位法不得抵触上位法,不同类别和同位法之间应相互协调。在法治实施因素方面,执法司法公信力不足,是影响法治信仰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分别从人治的传统文化因素以及法治政治决策滞后、社会成员法律意识淡薄等现实情境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法治信仰困境形成的原因,以期为法治信仰的具体建构提供参照。只有法治具备被信仰的内在品质,即能够真正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切实增进广大人民的福祉时,社会成员追求法治、信仰法治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第四章法治信仰的生成基础与机制。法治信仰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现象,并非主动或自动实现。法治信仰的生成有其现实基础和条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化分别是法治信仰生成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基础。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市场经济为法治创造了平等、自由、公正、透明的经济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生成的经济基础,也为法治信仰生成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缺失民主的政治制度难以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与本质在于为民、利民,在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此外,倡导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种文化,践行全民守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其本身就是将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弘扬过程。法治信仰的生成更多的是依靠内生机制,即社会成员自身对法治的一种主观把握。要依靠社会成员主动地、内在地和自觉地建构,需要社会认同、理性选择和社会整合机制功能的发挥。但是,法治信仰不会自动生成,还需要辅以外生机制即法治教育加以催化。法治信仰的生成需要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在具体的实践中认同法治、选择法治,并将其逐渐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进而促进社会成员法治信仰的生成。第五章法治信仰的建构路径。在我国,法治信仰的生成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双向建构的过程。法治信仰主客体之间具有二重性,法治作为客体对于信仰主体而言,具有规范之意和共识之意。同时,作为信仰主体的社会成员对客体法治又具有能动性。法治和法治信仰的产生源自于信仰主体的行为实践,即法治信仰主客体以及法治信仰主体之间的互动与互构。优化法治信仰主体的品格和提升法治信仰客体的品质是法治信仰具体建构的核心元素。优化法治信仰的主体品格,主要体现为社会成员法治主体意识的树立、法治主体地位的强化以及法治主体能力的培育等三个方面。法治信仰主体品格优化的具体路径,需要通过对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人”、“法律人”和“社会公众”进行法治教育和宣传引导加以实现。其中,社会公众的法治教育着重突出高校法科生、广大青少年两类群体。提升法治信仰客体的品质,着重提高法律规范品质和提升法治实施品质两方面。提高法律规范品质着重推进民主立法和加强民生立法两个方面,推进民主立法是保障社会成员在立法中的主体性,加强民生立法是确保立法增进民生福祉,二者共同目的在于树立法律在社会成员内心的权威。提升法治实施品质,强调要拓展社会成员的法治参与,透过阳光执法司法确保为社会成员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维护法治产品的信用以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其目的在于增进社会成员对法治的信任,进而形成对法治的信仰。总之,在缺少现代法治传统的中国建构法治信仰任务重大而艰巨。法治信仰的形成,需要信仰主体——社会成员与信仰客体——法治双向的互动与互构。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社会成员合法权利的享有与实现,在于社会和谐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只有努力建构全社会法治信仰,才能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才能圆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