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明作为法院为明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而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加以引导的一种诉讼程序上的指挥权,最初出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并被称作是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我国在成立之初受传统文化、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民事诉讼采取职权主导型的模式。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诉讼价值观发生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民事诉讼机制作出相应的转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现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和当事人间作用分担机制的转变,也首次引入了阐明制度。但由于此前我国阐明理论研究缺乏,关于阐明权的规定尚显不足,加之法官自身素质不高、民事司法实践经验缺乏,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法官不当阐明的问题层出不穷,完善我国阐明制度实属必要。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用具体案例提出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法官不当阐明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怠于阐明、过度阐明、错误阐明、滥用阐明权。第二部分结合案例分析我国法官不当阐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关于阐明制度的理论不完善,如阐明的性质无定论,法官的阐明理念不正确。二是我国关于阐明制度的立法存在缺陷,阐明的适用情形、适用方式、限度方面的立法不具体不完善,阐明的约束机制如法官不当阐明时应负怎样的法律责任,应给予当事人怎样的救济方面的立法几乎空白。三是法官素质存在差异,我国法官道德和专业素养的差异使得他们对应否阐明、何时阐明、如何阐明等问题把握不准,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怠于阐明、超过限度阐明、错误阐明,甚至以阐明为借口偏袒一方当事人的现象。第三部分提出完善我国阐明制度理论方面的准备,首先要合理界定阐明的性质。通过对理论界存在的三种学说“权利说”“义务说”“权利兼义务说”进行驳斥提出我国阐明的权力属性。其次在完善我国阐明制度的过程中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对域外阐明制度应辩证地看待,借鉴吸收其合理之处,摒弃其错误弊端。二是对本国阐明制度应有合理的预期。最后要树立正确的阐明理念。第四部分提出完善我国阐明制度立法方面的具体构想。在内容上要明确阐明适用的各种情形以及阐明的限度。在程序上要明确阐明的主体、适用的对象、适用的方式（即发问还是告知口头还是书面）以及阐明在立案阶段、审前准备阶段、庭审阶段、二审和再审不同程序中的具体运用。在对阐明制度的约束机制方面,应明确法官不当阐明时应负的法律责任和当事人享有的法律救济。第五部分提出提高法官的素质,作为阐明的最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