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反细菌战宣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南京市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突出,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全国乙等模范大城市之一,南京市郊的五老村更是被称为南京市的“龙须沟”,成为全国爱卫运动的一面旗帜。建国前后,南京的卫生防疫和环境清洁分别作为卫生和市政工作的两项独立工作存在,工作呈现常态化,所以并不十分突出。但随着南京爱国卫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它们作为运动的主要内容在运动形式和规模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民国时期就已出现夏令卫生运动,但两者却已不可同日而语。“防疫”,解放初期南京传染病疫情严峻,卫生部门贯彻上级指示,将卫生防疫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不断的预防接种、饮食卫生管理以及交通检疫实践中,提高了防疫意识；1952年,朝鲜战场出现“细菌武器”疑云,中共中央部署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防细菌战”斗争,爱国卫生运动应运而生,南京市将先前防疫实践与“反细菌战”运动相结合,在防保战线取得了巨大成绩。“清洁运动”,夏季开展清洁运动是中国近代政治传统,民国时期南京作为首都在夏令清洁运动方面是全国表率。尽管1936年的运动颇有声势,由于其动员和控制能力较弱,始终未能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相比来看,1952年这次以“爱国卫生运动”为表征的清洁运动却实现了最大程度的群众参与,开展了“春季扫除”、“四光四灭”等环卫工作。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群众发明,也从侧面证明了其为真正的“群众卫生运动”。任何一项群众运动都离不开宣传和组织工作,1952年南京爱卫运动中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传播作用,而运动中出现的党政组织和群众组织犹如扇柄和扇页在运动中成为了运动的主体。模范既是运动的产物,也是推进运动发展的手段。五老村作为南京爱国卫生运动的模范典型,不仅在本次运动中,也在其后的政治宣传中发光发热。“宣传”,1951年伊始,中共中央决定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南京市的宣传网1951年底基本建成,而经过1952年初的整顿,从而在随后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华日报》作为当时南京市委的机关报,与宣传网相结合,在反细菌战斗争和之后的防疫清洁运动中占据了舆论高地,引导着全市的运动宣传工作。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除了之前的两种形式,还有4月份的爱国卫生展览会以及8月份的爱国卫生广播大会,也都掀起了新一波的运动高潮。“组织”,1952年3月底,南京市成立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领导整个爱国卫生运动。其中南京市卫生(防疫)委员会(1953年更名为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挥了领导中枢和指挥中枢的作用,其下属分会和支会更是延伸到基层居民社会。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群众组成的群团组织是运动的主体,特别是一些临时成立的突击队,更是将运动任务作为主要工作,席卷整个南京市。而在运动过程中,还建立了完整的检查制度,成立了从市级到基层固定的检查团。特别是出现了允许居民检查机关等形式,为整个运动增添了许多新意。“模范”,南京市在1952年10月开展了自下而上的评模运动,产生了一大批单位模范和个人模范,这些模范的产生包含着个人的努力和组织的培养。在成为模范后,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五老村作为此次爱国卫生运动最为突出的模范样本,从解放前人见人厌的“苦恼村”变成了解放后人见人爱的“欢乐村”。为促进卫生工作的进步,南京市开展了“五老村化”运动,出现了遍地红旗的景象。这种情况下,五老村成了南京重要的政治符号。五十年代正是革命主义风靡一时,革命理想和爱国情怀构成了当年爱卫运动的社会氛围；而在如今市场主义成为时代主流的情况下,爱国卫生运动的性质已经悄然改变。原先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机构还在,但大规模的群众卫生运动却离我们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