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1年～848年，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圣地，盛唐时期汉传密教已经开始传播。此时的吐蕃，正处于佛教的前弘期。因此，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的佛教不仅没有遭到打击，反而更加兴盛起来。密教，作为一种极为贴近社会的宗教形式，于此时进入了鼎盛期。特别是通过吐蕃进入敦煌的印度、尼泊尔等地流传的密教形式也在此时大量涌入敦煌。敦煌的密教，在这时改变了盛唐时期汉传佛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转而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并留下了珍贵而罕见的、早期的多种密教的遗存。本文整理了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密教有关的大量的文献与图像资料，对藏经洞出土的吐著时期敦煌汉藏文献做了初步的分类与对比，并对部分佚经做了录文与简单的校勘；对敦煌石窟中的密教图像进行了分类整理。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对吐蕃时期的敦煌密教进行了一次定位，认为此时的密教处于晚期持明密教阶段，持明密教最为流行，陀罗尼密教比较流行，真言乘与金刚乘密宗开始流行，并发现大瑜伽与无上瑜伽密教极少的传布痕迹。从敦煌密教史来看，吐蕃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与里程碑，是密教进入鼎盛期的开始。在石窟艺术方面，本文总结了吐蕃时期密教在石窟中的体现与艺术特点。其中，特别指出在洞窟与藏经洞艺术品中所出现的异域风格，可能不都属于纯粹波罗风格，也有泥泊尔风格的体现，很多应属于经过吐蕃与汉地改造后的变体。文中还对莫高窟第361窟、天王堂及犍陀罗分身瑞像三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比较有新意的观点是认为第361窟的图像主要与梵网经有关，表达的主题应是忏悔与戒律；“天王堂”很可能是“楞严坛”，其创建与重修均与末法思想的流行有关。本文还讨论了吐蕃时期敦煌密教与其他信仰的关系，重点对佛教中密教与禅宗、法华、华严、西方净土、唯识、弥勒等同时流行的信仰之间的互相影响与吸收进行了讨论，还讨论了其对后弘期藏传佛教诸派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其与道教、苯教及景教这些佛教之外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包融性与复杂性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密教最大的特点。最后，本文对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的历史影响做了总结，认为此时的密教可以说是整个敦煌密教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与里程碑，既上承盛唐以来汉传密教传统，又下启中唐以后密教多元发展的道路。在戒律上，此时的密教对敦煌原有的戒律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开拓了敦煌佛教世俗化的时代。在政治上，密教与统治政权相互依凭，为密教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