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是当今社会最典型和最普遍的商主体,活跃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作为主要的市场主体之一,公司为市场环境的改善增加了活力因子。因此,为了规范公司的治理,更好的保护股东的权利,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就更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公司在市场交易以及内部治理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近年来,商事主体的数量成指数级增长,这使得商事审判中的公司纠纷案件数量逐渐增多,也使得一些公司有关公司决议效力的纠纷随之增加。2017年最高院,在其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公司纠纷案件占各类案件比高达60%多,引发媒体的追踪,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司纠纷的可诉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以来不断地增强,这有两方面的表现,在数量方面,公司纠纷案件急剧增长,在案件类型方面,以公司瑕疵决议等为代表的新类型的案件屡见不鲜。公司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的作用之一就是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这种行为被法律规定为公司决议。如果公司在决议的过程中,在内容或者程序上出现瑕疵,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公司权利所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会严重影响公司本身的利益诉求。201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的第22条第1款、第2款规定了,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法院撤销。根据该规定,无效和可撤销的公司决议指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该规定为我国公司瑕疵决议提供了司法救济的途径,这表明对于公司瑕疵决议,必须通过法院裁判才能使无效或可撤销的公司决议得到纠正。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对公司瑕疵决议的非诉救济方式。此外,对于没有召开董事会而直接作出的公司决议是否有效、是否应该扩大公司瑕疵决议之诉的原告范围、是否应规定公司瑕疵决议之诉的担保条件和对象等问题,我国相关公司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对于公司瑕疵决议所涉及的救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日益复杂的公司瑕疵决议的问题提供参考思路。本文采用分论式模式,以公司瑕疵决议的一般概念作为出发点,将公司瑕疵决议的救济制度作为深入探究的主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中,主要针对公司决议以及公司瑕疵决议的概念、类型等进行了阐述、对公司瑕疵决议救济制度的域外规定和我国公司瑕疵决议救济制度的立法沿革加以介绍、并针对公司瑕疵决议的不同学说进行评析。其次,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对公司瑕疵决议诉讼救济的类型以及域外的公司瑕疵决议的诉讼模式进行了介绍与阐述,并分析了我国立法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实践中对于公司瑕疵决议诉讼原告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问题以及对公司瑕疵决议诉讼的担保条件、担保对象、担保豁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健全我国现有公司瑕疵决议诉讼救济机制的些许建议。最后,在论文的第三部分中,主要论述了公司瑕疵决议非诉救济机制的相关理论和外国法的相关规定,本部分重点讨论的是外国法关于公司瑕疵决议非诉救济中的公司瑕疵决议治愈制度、公司瑕疵决议的豁免制度、公司瑕疵决议撤回制度、公司瑕疵决议追认制度能否适用于我国现实的土壤,并从我国公司瑕疵决议救济的现状,引出建立非诉救济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提出在我国如何建立公司瑕疵决议的非诉救济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