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在新闻事业和新闻思想方面都作了巨大贡献的政治家、报人,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核心的新闻自由思想是他整个新闻思想的基础和重心。 但是,新闻自由思想,包括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一个缺失的部分,因而梁启超在论述他的新闻自由思想的一开始就面临着对这一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进行认知和批判的问题。充满矛盾的时代造就了充满矛盾的人物,梁启超正是这种矛盾人物的典型代表。在早期以他的前辈们——主要是洪仁玕、王韬、郑观应、康有为和严复等人为跳板,通过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介绍和评价来认知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并聪明的运用了文化综合主义的办法来调和他心中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价值的冲突。然而,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东渡日本的梁启超接触了更多比较原汁原味的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发现了文化综合主义的办法并不能行得通,于是引入了更为精明的国家主义,从而也使他的新闻自由观和自由主义思想走向了团体自由和国家自由,并最终误读了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核。 但他对中国文化前景处心积虑探索几十年的理论成果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化的接触、交流不可人为地拒斥,也不可人为地推行,应当人为地开辟出宽阔的文化环境,任人们去选择、吸收、涵化,这是梁启超提供给后人最有价值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