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公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权益保护意识也随之增强。人民不仅重视对个人私权益的维护,同时一部分社会主体的目光也开始转移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与救济。作为当前的新兴诉讼制度,行政公益诉讼虽已成功建立,但其受案范围还需要经过长期且仔细的推敲,以在立法层面得到继续完善。自2015年以来,我国为期两年的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至今已取得可观的进展与成效,司法机关的工作重点也逐渐向行政公益诉讼转移。通过整合我国当前的检察机关司法实践案例可以发现,除了立法列举的四大领域之外,实务中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还涉及军人权益及烈士设施保护、文物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三个领域的相关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这三个领域的案例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发布,这一行为表明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不断拓宽的趋势——所涉领域不单单限制于被罗列的法条而划定的范围。受案范围在司法实践和立法领域的差异化说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缺乏充分的立法支撑。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制度和司法现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域外国家的受案范围较宽泛,往往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都纳入其中。通过对比可知,在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受案范围应采取肯定式列举公共利益范围的方式,通过多元化起诉主体进一步推动其拓展范围。我国现行制度存在立法模式相对不成熟,且所规定的受案范围存在过于狭窄、受案标准不明确以及行政相对人潜在利益未被保护等实际问题和困境。受案范围关系着公共利益可维护救济的领域,面对受案范围的局限性与现实困境,仅靠着法条所列举的四个领域进行司法监督已经无法囊括现实中繁涌而出的新问题。除了已经被明文规定的范围,其他领域的公共利益仍处于被侵害的状态并且有继续被侵害的风险,拓宽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刻不容缓。需通过明确“公共利益”和“等”字释义,构建科学的“概括+列举”式立法模式,明确受案范围标准,适当拓宽行政相对人保护的利益范围等方式来逐步构建和发展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同时,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适度拓宽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制发展进程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