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跨国传媒集团以并购的方式席卷欧美出版业,而跨国出版集团在中国的境况则有所不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培生集团以渐进的方式在中国拓展出版空间,其教育类产品从英语学习类出版物延伸至各教育阶段多领域的专业教材,再到教育培训行业的横向并购,完成了从“教育出版”到“教育”的战略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话语、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跨国出版机构的生产,共同建构了一种从国家到个人的现代性想象,英语与教育被赋予了一种融入全球化秩序的意义。八十年代的《新概念英语》热潮打开了中国大众阶层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信息技术与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印版图书热表达了与西方同步的想象,二十一世纪个性化的英语培训则是消费逻辑下中产阶级精英文化认同的向下流动。“全球”与“本土”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协商与斡旋,培生等跨国出版商在中国文化防卫的警惕下谋求发展。JEFC项目由人教社主导,以保证贴合中国实际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贯彻,朗文社的《新概念英语》却以自嘲戏谑方式瓦解社会沉闷,但是这种戏谑无法赋予成长于1990年代的中国青年抵抗的力量以抵御二十一世纪初全球化话语下“大国崛起”中的个人失败感。培生通过对教育培训机构标准化改造在京沪两地得到了全然不同的结果,提示着全球化的统一力量在应对中国本土复杂性的部分失效。在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中,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潮流下的竞争社会既带来了流动的自由,也带来了时间性压力,焦虑感和紧迫感席卷个人,培生用“教育投资”置换“教育”概念,把教育消费作为应对焦虑的解决方案,个人以文化建构的方式被置于在无处不在的经济学论述之中,成为信奉“学无止境”和永不停歇的“经济人”。出版行业的文化人,以及与出版活动有涉的文化人如学者、教师,正越来越紧密地建立经济意义上的关联；出版从业者的角色从把关人转变为代言人；主导跨国出版机构走向的不再是与出版物内容密切勾连的文化精英,而是具有管理经验的商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