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而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目前，有关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兴起，其中的断代史研究成果不在少数。但从唐史学界来看，有关唐代自然灾害史的研究，远不及唐史研究的其他领域深入、广泛。在自然灾害史的研究中，尤以人类如何应灾最为重要，因为应灾思想、应灾措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是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且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就政治与应灾的关系看，唐代自然灾害的应对存在两个高峰时期:玄宗朝与文宗朝。玄宗朝是唐代鼎盛时期，国力雄厚，积极应灾，无可厚非。而文宗朝的灾害多发是气候转冷的结果，藩镇割据、阉党专权、党争的多重政治困扰也为应对灾情制造了不利条件，可是面对灾害流行的局面，文宗尽最大努力开展了灾害应对，值得称道。文宗之所以如此，出于他试图恢复太宗、玄宗创立的大唐盛世的执政理念，积极应灾是其执政理念的表现。玄宗朝在弭灾、救灾中创新、改革的许多应灾政策，在文宗朝得到了全面恢复，反映出玄宗、文宗两朝积极应灾政策中存在的深层次联系。　　存在应灾高峰时期的同时，唐代还有两个应灾的关注点，即唐代的两京:长安与洛阳。在城市建设与经营的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对增强城市的应灾能力均付出了努力。两座城市都修筑有较为完备的供水、排水系统，对防御水旱灾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市绿化、园林修造提升了城市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能力。虽然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时人在城市建设中所具有的应灾意识，值得肯定。唐前期，形成了以两京为核心的应灾机制。为了减少灾害对关中、山东两大区域的影响，皇帝往复于长安与洛阳间，这一机制对灾害经济恢复、指导灾区救灾具有积极意义。相较于洛阳，长安始终是唐代的政治中心，城市的应灾功能最为完备，京兆尹是城市应灾的总指挥，应灾是否得力往往影响京兆尹的仕途。但由于唐后期关中地区水资源日趋紧张，森林覆盖率大幅降低，加之百万人口给长安带来的沉重负担，面对灾害侵袭，长安城已力不从心。在中原政治纷争，经济重心南移的背景下，长安城走到了它作为都城的历史尽头。长安与洛阳并称的两京时代，也随之结束。　　就经济与应灾的关系看，唐朝廷所关注的以区域经济为基础的基本应灾区发生过转移。基本应灾区，在唐前期是长安所在的关中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河北等山东地区。至唐后期，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广大江淮地区代替山东，成为与关中并列的基本应灾区。这一转移趋势，从朝廷的因灾赈济、遣使及地区水利建设等方面得以体现。基本应灾区的转移，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相伴。同为基本应灾区，唐前期的山东与唐后期的江淮获得的朝廷因灾蠲免、赈济形式则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原本应有朝廷承担的灾害损失，至唐后期，则成为朝廷与地方分摊。从区域应灾能力看，江淮明显高于华北地区。江淮拥有大量尚未垦殖的可耕土地，水利建设坚持兴利与防害并举，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产量高，这些优势是华北地区所不具备的。江淮应灾能力的增强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必然结果。　　中国历史上的灾害应对长期以国家、政府为主导，民众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唐代便符合这一情况。唐代民间的应灾主要分为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两部分。精神层面的应灾以祈禳、占候为基本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占候术正是在唐代逐渐走向民间，无疑对增加民众的应灾意识具有意义。物质层面的应灾，主要包括个体家庭的备荒作物种植，坚持采集、渔猎等;乡里之间以社为单位的灾时互助，以及宗教团体的灾时救助等。总的来看，唐代民间应灾与其他朝代并无太大区别，归根到底是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反映。　　唐代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利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研究的综合性课题，有利于唐史研究在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