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食品价格变化,尤其是大幅度变动,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政府与百姓的神经。1994年以来,我国食品价格经历了四次大幅度的上涨。城镇居民是单纯的食品消费者,因食品价格上涨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成本,而最终影响其福利水平。那么,分析我国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居民家庭为对象,分析不同类别食品价格上涨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包括对消费数量、消费结构与福利的影响程度,分析政府在确定救助对象时,除收入指标外,还应该以哪些家庭特征变量为依据才能有效提高救助的准确度与针对性等问题,对稳定食品价格,保障城镇居民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中“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价格上涨影响福利的机理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就食品价格上涨成因及对城镇居民福利影响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食品价格上涨成因研究中,首先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机制。然后,筛选出反映需求的超额货币供给和肉蛋奶消费增长率,反映供给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增长率和受灾面积变化率等四个变量,被解释变量选择居民食品消费价格同比增长率,建立随机波动时变参数(SV-TVP)模型,对食品价格的决定因素进行动态分解。结果表明:1994年以来四次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是农资价格的上涨;自然灾害只在某些年份对食品价格上涨起到一定作用;需求因素不会造成短期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只能在长期内造成食品价格的缓慢上涨;超额货币对食品价格的影响虽然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但实际的影响程度非常小。在食品价格的福利效应研究中,以我国城镇居民的现实生活状况为依据,采用CHNS家庭调查数据,把我国城镇居民日常消费食品归类为粮食、蔬菜、动物性食品、食用油和调节性食品等五类食品,筛选出家庭收入等级等7个家庭特征变量,确定户主为高中毕业或中专毕业的中年,家庭总人口数为3、抚养比为1.5、家庭当年无困难补助、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中部城镇居民家庭作为参考家庭。然后用准确映射的斯通指数隐含马歇尔需求系统(EASI模型)实现参数估计。最后分析困难户、最低收入户、较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六种典型代表的参考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等级参考家庭对各类食品价格上涨的福利效应。主要结论有:第一,动物性食品和粮食对六种参考家庭福利影响最大。其中,对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参考家庭,粮食价格的福利影响最大,其次是动物性食品;对较低收入及以上居民参考家庭,动物性食品价格影响最大,其次是粮食价格。可见两大食品是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生命线”。第二,粮食和动物性食品的需求弹性和支出弹性呈现出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的共性,说明最低收入户,特别是困难户家庭对收入和价格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第三,对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而言,家庭人口数越少、抚养比越大,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居住地越靠近西部偏远地区,遭受的福利损失越严重。可见在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中,具有这些特征的居民家庭是食品价格上涨中的“弱势群体”,是政府真正应该救助的对象。而且,结果证明有困难补助家庭的福利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就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导致城镇居民福利损失这一问题上,政府应该把保护对象重点集中到哪些食品价格上涨中的“弱势群体”家庭上,把价格监控对象主要集中到粮食、动物性食品(特别是猪肉)等“重要食品”价格上。文章最后,从食品供给角度和食品消费角度两个方面出发,首先总结国内外在两方面的经验。然后,针对国内政策经验中的不足之处,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前文实证结论提出,在完善农产品补贴措施中,短期内应采取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等措施,重点稳定“重要食品”的有效供给。长期内既要通过发展农业机械化等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又要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和法律法规建设,防范自然灾害风险、增强农业补贴政策的执行效力。就食品的消费角度上,在完善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借鉴美国经验,引入劳动所得退税补贴制度(EITC)和合适的食品与营养援助项目(FNS),建立多层次社会救助制度;完善救助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提高城市救助的精准度、使救助目标瞄准到那些食品价格上涨中的“弱势群体”家庭上。同时改革国有企事业单位工资制度,使工资总体上体现出教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