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南民族地区旅游业迅猛发展,游客的到来引起了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文化不同程度的变化并最终通过文化进行综合反映。然而,由于各个旅游目的地自身条件和环境的差异,游客类型、行为方式等的不同,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程度以及影响因素则不尽相同。文化变迁多数都根据“变”抑或“不变”角度来研究并毫无置疑地认为是由于旅游发展推动着文化的变迁。然而,与其它事物一样,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是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种常态,外力的作用有可能引导并改变文化变迁的速度、程度和方向,甚至是性质的改变,旅游产业作为一种和平而独特的产业形式,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的综合效益应该得到关注。论文以西南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旅游产业及其影响下的文化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文化学、人类学、旅游学等相关的理论为支撑,进行经济学、管理学和旅游学交叉研究。利用相关统计数据、政府和旅游部门的档案文件和田野调查,研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中,在旅游业推动下,经济社会发展及旅游业的特殊性对于文化演变的影响。尝试通过模型构建及数据分析,揭示旅游发展与文化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民族文化在遭遇旅游业背景下形成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异文化交往的过程中,自我发展、更新及转型的机理,以期能更准确客观地把握民族地区文化演变和重构的性质、维度和程度,为该区域的全面发展提出理论支撑和实践框架。具体来看,论文选取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所辖的14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13个地级市为研究的具体范围,通过的“提出问题——理论与定性研究——模型构建——实证检验——结论分析”的逻辑思路,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分析西南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进程中文化变迁的机理并尝试建立理论模型;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获取相关数据;通过数据的描述性分析、问卷的质量检验、因子分析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变迁测评;运用回归分析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论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文化涵化是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文化变迁的主要类型旅游进程中的文化变迁通过何种机理来实现?这种变迁有什么特点?最终对目的地及文化本身会带来什么结果?基于文化学、人类学中的“主”“客”关系和文化涵化的逻辑起点,从旅游活动中所产生的现实性主客关系、异文化的“来”向传播给目的地文化变迁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切入,分析由此产生的文化涵化实践。文化涵化导致原有文化发生了文化“边缘化”、文化“抗拒”、文化“融合”和文化“同化”的四种结果。由于文化“边缘化”在旅游发展中不具有实践意义,因此,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涵化为文化“抗拒”、文化“融合”和文化“同化”三种不同的结果。2.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变迁具有综合性、多元性和非均衡性民族文化的各个层次并不是同时发生变迁的,首先从最活跃的表层的物质文化开始,然后带动其它文化要素变迁。分析数据表明,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来看,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影响下的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并且具有非均衡性特征。对287份样本综合分析显示,接近95%的样本表明民族文化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横向来看,28测项的变迁程度不尽相同,平均值为2.851,最大值3.516,最小值2.233。物质文化变迁最显著,精神文化相对最稳定。总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迁,但位于表层的物质文化的变迁最明显,变迁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而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变迁则要缓慢一些。3.旅游发展以正向影响为主促进民族文化朝现代化方向不断演化旅游发展促进民族文化朝着同质化、理性化和世俗化方向不断演化。文化一直处于不断运动中,旅游发展影响其演化的规律和特征。借助相关理论以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从旅游发展所包含的目的地经济发展、制度环境和居民发展角度分析民族文化及其所包含的7个维度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旅游发展促进民族文化正向发展变迁,以目的地经济发展对其影响为主导,推动民族文化朝着现代化方向不断发展演化。4.“参与式”发展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具体实践旅游发展影响下文化变迁的综合多元性是目的地居民诉求的全方位体现,他们之于民族文化有着“功利性”和“自我认同”两个基本诉求,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这一基本诉求实现的最终结果,“参与式”发展是这一基本诉求保持平衡并最终实现的有效途径。西南民族地区目的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生存权、发展权处于弱权或无权状态,不仅使得他们在旅游利益主体相互博弈中处于劣势地区,也使基本诉求失衡,从而改变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趋势。基于这一现实形态,借助“赋权”理论,提出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增权”,通过在旅游参与中树立愿景和使命、利益等激励驱动、民族精英的引领形式,实现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再实践。论文主要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有一定的突破。在研究视角方面,一是以旅游目的地居民这一民族文化主体为视角研究,能使对于文化变迁维度、程度的研究结论更加接近客观状态,突出了“我的事情我做主”的原则。克服了基于旅游者、旅游企业或政府管理部门等“客体”角度看待民族文化变迁的片面性和碎片化的不足。同时基于目的地居民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实践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二是以文化变迁为研究视角,克服了旅游发展“正面”或“负面”的二元价值判断,能更加全面地评价旅游产业的意义和作用。二元价值的判断隐含着消极意义,而变迁更加客观地看待整个发展过程,同时表达出“旅游发展是目的地居民所期待的、需要的”现实境况,突出了目的地居民在权衡得与失后的判断以及对旅游活动的态度。变迁是在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旅游利益主体之间通过网络系统作用下的资本、场域和惯习等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或妥协或对抗。这一过程推动着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能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起到较好的引导。在研究方法上,在文献资料研究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田野调查法获取区域旅游发展进程中文化变迁的数据,通过数据处理对文化变迁进行量化研究,运用回归法分析验证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影响机理。文化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旅游发展成为变迁的主要加速器,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是“文化到底变迁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文章在目的地居民对文化变迁感知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专家级学者的打分,尝试了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在研究结论上,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最终在理论上形成了旅游发展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从实践层面提出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具体措施。在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变化程度和与旅游业的“距离”有关。位于表层的物质文化与旅游发展直接接触并位于“首发”位置,最先发生变迁且变迁程度最深。最稳定的是位于内核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则处于二者中间。在旅游发展诸多因素之中,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最为突出,而目的地居民发展的影响最微弱。目的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趋势与质量,同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与弘扬的具体实践。根据目的地居民目前参与旅游发展的现实状态,结合“增权”理论,提出了通过树立发展的愿景与使命,应用利益等驱动形式,加上社会精英的引领作用实现西南民族地区面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再实践。总而言之,论文以目的地居民及文化变迁为视角,以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变迁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旅游之于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的特殊意义,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变迁的规律和特点,旨在根据这些规律和特点探讨西南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