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被公认为是现代主义的伟大先驱之一。从一名四处流浪的波兰难民遗孤，到熟练的法国商船队水手，再到移居英国、成为一名倍受尊崇的现代派作家，康拉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波、英、法三种文化背景确定了他的多元文化身份，同时多年与形形色色的革命与反革命、民族主义与殖民帝国主义打交道的复杂经历又塑造了他飘忽不定的意识形态。这些都使康拉德产生了要同时忠于几种迥然不同、甚至是相互斗争的意识形态集团的矛盾意识，其结果便是使得康拉德一生总是游离在进步与保守、浪漫与现实、特立独行的游侠与追逐平等的普世主义者之间。 由此可见，要给康拉德的作品归类并非易事。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似乎都不足以具有说服力，因为正如詹姆逊所说，康拉德的作品“从严肃文学充溢流出而进入轻松读物和传奇，以最咄咄逼人的风格和文体重申消遣和娱乐的伟大领域，在普鲁斯特和史帝文森之间不定的漂泊”。他看似既超越了他们却又同时蕴藏其中。本论文的基本论点使康拉德一方面剥去了当时流行的帝国传奇(ImperialRomance)的虚幻面纱，另一方面却又无意识地对其进行重写。他试图要彻底揭露隐藏于帝国话语的宏大叙事下的一切虚伪与邪恶，但由于其依然残留的对理想帝国主义的幻想，他那独特的“风格意志”(willtostyle)却又不断通过其“审美化策略”(aestheticizingstrategy)将他所要揭露的东西“延异”(defer)或者说“抵制实现”(derealization)，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对帝国传奇及其话语的浪漫反讽(romanticirony)。 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首先探讨了“帝国传奇”在英国的写作传统以及康拉德与它的关系。作者认为康拉德既深受这一传统滋养，又要努力将其破除，从而颇具讽刺意味地使他的写作既趋向浪漫又反浪漫，其作品也既要颠覆这一传统却又在意识形态预设方面难以摆脱与之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在随后三章中作者详细分析了康拉德三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证实本文基本论点，分别是《黑暗的中心》、《吉姆老爷》和《诺斯托罗莫》。在这三部作品中，康拉德表面上严厉谴责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赤裸裸的反人道主义剥削，揭穿了其所谓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道德幌子。然而在每一作品当中，他却都不忍抛却自己对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丝幻想，不断将他正在讽刺的事物重新浪漫化处理，并不自觉地将自身与他正批判的对象拉远距离。 本文最后一章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的理论对康拉德进行解读。作者试图证明康拉德的“风格上的现代主义”——主要是印象主义手法——源于他不愿去直截了当地去讲明事实上的黑暗，从而为他那一丝幻想保留点余地。这正印证了马契雷的观点：“要想说出些什么东西，就肯定得有其它一些一定不能说的东西。”阿尔都塞认为艺术往往是“以一种距离化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然而康拉德的艺术在“让你看到”——对康拉德来说这是其毕生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的同时，却也为其“抵制实现”打开方便之门。本文作者认为，康拉德悖论的产生在于他要在纯审美或是想象的层面上为维多利亚晚期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帝国危机寻求解决办法的不可能实现的意图当中。他对当时现实存在的任何力量，如帝国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区的民族革命都深表怀疑，于是就只能不断从日益贫瘠的浪漫主义人文传统中寻求慰籍，而这又被证明不过是对他针对帝国主义的浪漫反讽的再度反讽。 总之，康拉德没能彻底揭穿帝国主义话语。他既想吐露卑劣的事实又想同时维护对它的美丽幻想的意愿是十分荒谬的。但尽管有如此明显的局限，康拉德的付出仍然非常值得尊敬。考虑到当时就连一些社会主义者也认为殖民帝国主义是正当事物的社会背景，康拉德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总体上还是十分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