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19世纪中期的西方冲击后,才有可能向近代社会转变,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基本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传统框架的束缚。这一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主导了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直到60年代末,经过越南战争的反思、学生运动的批判以及国际思潮的影响,很多美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中心”价值观发生根本动摇,对从西方出发研究中国历史的取向提出挑战。保罗·柯文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主张从中国内部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形态结构与发展动力开展深层次地多学科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中心观”。本文试图通过探讨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初美国学者关于“冲击——回应”模式的争论、以及对“中国中心观”的完善和发展的全过程,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做一个学术史似的梳理,向中国学者展示美国这半个世纪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思潮变迁过程。本文分五个部分对此进行了论述：第一章,首先介绍五十年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提出的过程、内容要点以及思想来源；第二章,叙述并概括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学者关于“冲击——回应”模式的批判以及中国研究新趋势；第三章是全文的重点,该章论述了某些美国学者对八十年代中国研究的总结,重点探讨了柯文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批评以及对“中国中心观”的总结；第四章,探讨了九十年代后柯文、王国斌等人对于“中国中心观”的新发展以及费正清本人对其“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第五章是结论部分。通过对这一争论进行思考,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关于“冲击——回应”模式的争论体现了西方学术思潮的变迁,体现了美国学者、政府智囊以及美国决策层对中国问题认知的深化和积极动态过程。这一争论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如何观察和看待美国学者乃至于整个西方社会关于中国问题认知的态势变化；关于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争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费正清等美国学者对华认知的深层次变化过程以及他们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认知变化体现了美国“他者”和中国“自身”的变化,对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