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东北野山参”为研究对象，以“物的生命史”为线索，利用人类学的“手术刀”剖开纵、横两个切面:纵向的是整个“人参史”的历史切面，横向的切面则关注清朝和现代人参完整的社会生命过程，即生产、流动与消费等环节。论文试图通过对纵横两个切面的观察与研究，探讨在清朝与现代两种社会、文化范畴内，人们对东北野山参意义建构的领域和方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意义发生改变的背后，生态资源、民间行为、国家权力、社会需求和市场行为这五个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东北野山参社会生命史的各个阶段的。它们之间又是如何以东北野山参为结点展开互动的。　　本文借用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关于“物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things)的研究框架，采用“方法论上的拜物教”（methodologial fetishism），并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清朝和现代的东北野山参进行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文用观察、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选取辽宁省抚顺市某村落为东北野山参的生产地，以河北省安国市为流通地，以浙江省杭州市为消费地，追踪东北野山参作为“物”、“商品”和“补品、礼物”的“社会生命史”。　　在历史文献方面，本文以清代的东北人参为关注对象，在生产阶段，主要梳理国家对生态资源的垄断与管理方式以及民间在采参过程中形成的信仰、仪式、禁忌、组织、制度等民俗行为;在流通阶段，梳理国家权力与商人之间的贩卖人参的几种形式;在消费阶段，考察当时东北野山参最主要的消费地——浙江地区的人参消费文化及背后的成因。最后将生态资源、国家制度与民间行为作为影响东北野山参社会生命史中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模式。　　狭隘意义上的东北野山参资源在现代几近枯竭，故而，在现代东北人参的生产地，笔者调查了东北农民如何在国家制度的影响下，模拟野山参的生长环境，培育“林下人参”的过程。同时，与清朝东北野山参的生产阶段做对比，比较在两个历史时期内，国家权力与民间信仰、仪式、习俗、传说、组织制度等一系列文化因素的变迁情况，并依据生态人类学理论对该现象作出阐述。　　在当代东北野山参的流通地，笔者考察了东北野山参被商人层层赋予文化意义的详细过程，如加工、包装、鉴定、检验等。并且着重介绍“国家检验”与“山寨检验”的标准、程序，以及已经被市场曝光的各种问题。最后结合国家对“东北野山参”概念的界定标准和民间对东北野山参“本真性”的需求状况，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各种检验出现的原因。　　在东北野山参的消费地，笔者调查了东北野山参流入杭州的方式，现代杭州人的“进补”的观念，对东北野山参质量、真假的判断方式，食用方法等。将现代浙江地区对东北野山参的消费与清代情况做对比，说明在消费领域，人们对东北野山参意义建构的变迁情况。同时，考察作为礼物的东北野山参，其流动范围与清代情况的不同。最后借用对人参专家的访谈反映出现在人参产业之中的种种问题。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一、在汉人社会中，中医思想对东北野山参的文化建构是其声誉价值的重要来源;二、清代人们对东北野山参在生产和消费阶段的意义建构几近消失，而在现代流通阶段又重新构建出新的意义;三、在东北野山参的社会生命史中，生态资源、国家制度、民间行为、社会需求与市场行为形成一个相互连结的联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