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不论是金融发展规模还是金融发展效率都获得较大提升,与之相对应经济发展水平也随之逐步加快。十二五以及十三五规划纲要当中,都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凸显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列为重要目标,特别是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程,逐步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为实现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而保驾护航。国家将金融发展摆在如此之高的战略地位,充分显示了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程度,这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更加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进程已经推进到深水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已从不同角度来加以研究和证明,得出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大致可以将两者的关系分为单纯线性与非线性。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主要从非线性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的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金融门槛效应。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经济相关理论和实证内容进行文献综述和简要总结分析,然后以此作为实证建模的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确定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其次本文对我国目前总体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现状进行全面总结,并用图形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加以呈现。然后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金融发展和经济数据为样本数据,分别以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规模为门槛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地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这种影响关系会随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金融发展规模的提高呈现出一定差异性。为体现地域差异性造成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下以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规模为门槛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以金融发展效率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仍然存在,并且随着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会相应降低,但从西部地区来看,金融发展效率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却没有体现出来;而以金融发展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中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仍然存在,但从东部地区来看,金融发展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却没有体现出来。最终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三条政策性建议:(1)继续扩大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提高总体金融发展效率;(2)加强区域间金融资源流动,逐步缩小区域差距;(3)各区域充分发挥金融优势,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4)建立健全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体系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