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员在进行口译任务时需要使用自然的目标语(target language)来表达源语(source language)的意义。这一过程涉及包括句法在内的语言加工的多个层级。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对口译员如何在两种语言间进行转码、以及如何进行口译中的句法加工十分关注,但现有研究结果存在争议。分歧的核心在于口译员如何在理解源语信息的前提下重组句式,以及如何在巨大的认知压力下协调多任务进程,包括理解、记忆源语信息,并将信息转码成另一种语言进行表达。例如,一部分人认为源语信息理解过程结束后才开始目标语的句式重组(Paradis,1994;Seleskovitch,1976),另一部分研究却发现理解源语信息和重组目标语句式可以并行发生(Ruiz,Paredes,Macizo,&Bajo,2008)。口译员在进行口译任务时需要使用自然的目标语(target language)来表达源语(source language)的意义。这一过程涉及包括句法在内的语言加工的多个层级。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对口译员如何在两种语言间进行转码、以及如何进行口译中的句法加工十分关注,但现有研究结果存在争议。分歧的核心在于口译员如何在理解源语信息的前提下重组句式,以及如何在巨大的认知压力下协调多任务进程,包括理解、记忆源语信息,并将信息转码成另一种语言进行表达。例如,一部分人认为源语信息理解过程结束后才开始目标语的句式重组(Paradis,1994;Seleskovitch,1976),另一部分研究却发现理解源语信息和重组目标语句式可以并行发生(Ruiz,Paredes,Macizo,&Bajo,2008)。这些争议至今仍未解决,难度主要在于口译的句法加工过程难以直接观察,且其中涉及诸多可对加工模式造成显著影响的因素。例如,根据口译的源语输入和目标语输出相对时间的差异,口译过程通常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参见Christoffels&De Groot,2004)。第一种称为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口译员在听取、理解源语信息的同时,对源语信息进行编码,并即时以目标语表达出来;第二种一般称为交替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ing),即口译员在完成对一整段源语信息的听取和理解之后,再将信息重组输出目标语语句。由于源语输入和目标语输出的时间关系不同,这两种口译类型的句法加工方式也存在差异。此外,口译理论中也一直强调口译员在结构差异显著的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口译任务时,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会影响口译中目标语对于源语的句法重组过程(Gernsbacher&Shlesinger,1997)。一般认为,当口译员遇到较为复杂的语法结构时,他们倾向于采用分段(segmentation)或分块(chunking)策略,将复杂的长句拆分成多个相对简单的分句进行口译,从而在目标语中产出与源语结构有较大区别的句子(Ruiz et al.,2008)。此外,句法复杂度直接影响了口译中的句法加工负荷,而不同程度的加工负荷会直接影响口译中的句法加工方式(Gernsbacher&Shlesinger,1997),且口译句法加工在各个阶段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加工负荷的影响(Gile,2009)。本论文结合行为实验方法与计量语言学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分析不同口译类型中的句法加工机制。具体来说,本论文首先通过语料库和依存树库分析口译输出文本的句法特征,并探讨其中反映的句法加工过程特点,提出两种口译类型的句法加工过程假设。在此基础之上,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模拟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任务并精确控制口译句法加工相关的影响因素,通过基于语料库和依存树库的计量语言学指标量化口译的句法加工负荷,对比观察不同口译类型的句法加工过程及其应对认知负荷的句法加工模式。本研究旨在通过结合上述两种研究方法探究四个问题:1)专业译员在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任务中的输出文本的句法复杂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输出文本句法复杂度的差异如何体现两种口译类型的句法加工特性?2)除句法复杂度以外,专业译员在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任务中的输出文本的语言序列组织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语言序列组织特征的差异体现了什么句法加工特性?3)输入文本的句法特征如何影响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中输出文本的句法加工?4)源语理解和目标语输出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如何影响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的句法加工?先前的口译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通过行为实验定性研究了口译过程中的行为及一些影响口译绩效的(认知)因素,另一方面则基于口译员在现实口译任务中的输入与输出文本建立语料库,进行文本分析(textual-analysis),以推测其反映的口译过程特征。这两种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们对口译加工机制的理解。然而,单一使用某一种范式进行研究存在局限性。例如,行为实验研究通常会根据实验目的选取形式相对单一的语言文本材料,并且整个口译任务在实验室内而非现实的口译环境中进行,因此其结果的生态效度一直以来都受到质疑(Gile,1991);而基于大数据的研究基于真实发生的口译文本材料进行研究,但一般只能探究口译文本中所体现的相关性,但无法揭示这些因素和口译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由于无法控制如口译环境等超文本的诸多因素,因而其结果在信度方面有所不足。截至目前,我们对于口译的句法加工过程,特别是不同类型口译任务中的句法加工机制的认识仍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没有真正解决口译员的双语加工“黑箱”谜题。因此,要加深对口译句法加工的认识,结合两种研究范式,最大程度得降低两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对口译的过程和结果同时进行考察的方式势在必为。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大量有关口译过程的实证研究都致力于探索口译过程对于译员的认知需求,并重点关注了口译绩效与工作记忆容量(working memory capacity)之间的联系。研究普遍认为:口译过程的流畅度与工作记忆水平显著正相关,工作记忆水平对完成口译任务必不可缺。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甚少涉及口译的句法加工过程这一核心问题,很少有实证研究考察认知因素对口译过程中句法加工机制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句法特征和认知负荷进行操作的计量方法和工具,很难将句法特征和认知负荷作为自变量来充分研究口译的句法加工(Chmiel&Lijewska,2019)。事实上,针对口译过程的行为实验研究和针对口译产出的语料库、计量语言学研究已经为研究口译的句法加工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上文提及了口译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普遍认识:认知负荷(尤其是工作记忆负荷)影响口译绩效。而计量语言学家则通过分析多种语言的句法复杂度,得出一个结论:句法复杂度与语言加工中的认知负荷显著相关,可以通过句法复杂度的计量指标量化句法加工中的认知负荷(Liu,2008)。因此,结合句法复杂度计量指标,可以在口译实验研究中量化句法加工负荷,观察并探究不同的句法加工负荷对口译加工过程的影响。口译研究的经验和证据不断积累,且多种研究方法与范式并存。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可以将基于自然数据的语料库及计量语言学方法、与基于条件控制的行为实验方法结合起来,强化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提高研究的可行性和结果的可靠性。本论文结合行为实验方法与计量语言学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分析不同口译类型中的句法加工机制。如前所述,这两种研究方法优势互补,既能最大程度上控制无关变量,又能在最符合真实口译场景的前提下量化口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直接考察口译中的句法特征与认知负荷的交互影响。本文的第三章报告了两项数据驱动型研究,描述了不同类型口译输出文本的句法复杂度特征和语言序列组织(sequential unit organization)特征,以分别回答第一和第二个研究问题。第一项研究建立口译输出文本的依存树库(dependency treebank),通过平均依存距离(Mean dependency distance)这一计量指标计算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过程中输出文本的句法复杂度,并分析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在句法加工过程中的差异,及其所反映的两种口译过程中认知负荷类型和认知负荷大小的差异。数据分析显示,在输入文本没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交替传译输出文本的句法复杂度(M=2.70)显著低于同声传译的输出文本(M=2.88),p<.001,且这一差异在控制了输入文本的句法复杂度差异(p=0.62)和输出文本的平均句长(p=0.122)后仍存在(交替传译(M=2.88),同声传译(M=3.01),p<.001)。因此,交替传译产出文本的句法复杂度较同声传译更低,且这一差异是由口译过程的差异导致的。此外,基于对子依存树库中输入文本与输出文本的平行对比,研究发现只有同声传译任务中输出文本与输入文本在句法复杂度方面呈显著正相关(R=0.347,p=0.003),而交替传译输出文本的句法复杂度显著低于输入文本,且未发现显著相关性(p=0.800)。同时,同声传译任务中,口译员倾向于保留输入文本的句子划分信息,句句对应的口译约占输入文本总句子数量的三分之二;而在交替传译中,口译员对输入文本的句子尤其是长句进行重新划分和句式调整的情况十分常见,输入文本的句子划分信息只有约三分之一在输出文本中得到保留。此外,在两种口译类型的输出文本中,经过重新划分的输出文本句长较输入句显著变短(交替传译(输入文本:M=21.54;输出文本:M=18.73,p=0.005);同声传译(输入文本:M=25.68;输出文本:M=20.09,p=0.037)),且平均依存距离显著降低(交替传译(输入文本:M=3.62;输出文本:M=2.71,p<0.001);同声传译(输入文本:M=3.65;输出文本:M=2.91,p<0.001));而未经重新划分的句子只在交替传译中出现了由句式变化导致的平均依存距离下降(输入文本:M=3.21;输出文本:M=2.85),t=3.634,p<.001)。而对于同声传译而言,输出文本中未经重新划分的句子的平均依存距离较输入句未呈现出显著差异(输入文本:M=3.24;输出文本:M=3.13,p=0.023)。由此,笔者认为: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可能由于时间因素的差别而产生了不同的句法加工模式。在同声传译中,口译员一边听输入语,一边进行信息重组和目标语句法输出,这一多任务加工过程的认知负荷极高。因此译员会控制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尽量减少即时需要记忆的内容。此外,多任务操作带来的认知负荷还使得口译员一般会顺句驱动,在句法上与输入语保持“亦步亦趋”(张维为1999:47),即尽量在句子与分句划分上,以及在具体的句式结构上与输入语保持一致,因此其输出句式相较输入句式并没有显著的简化特征。相反,在交替传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聆听、理解并记忆完整的一句甚至多句话的输入语信息(通过笔记辅助记忆),之后用输出语将该信息表达出来。在交替传译的输出过程中,口译员在时间层面较少受到输入语的限制,因为在句子的重组和输出过程中,译员可以较为自主地把握进度。然而,整句或多句信息对口译员的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造成了较大的负荷,因此,在交替传译的输出阶段,口译员会更频繁地重组句式,将输入语中的复杂句、长句进行重新划分和句式简化,以减轻其在句式输出过程中造成的负荷。第一项研究通过输出文本句法复杂性的对比,提出假设:两种类型口译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加工负荷积累方式,且专业译员会采用不同的句法加工方式来应对不同的加工负荷。为应对多任务处理负荷,译员采取顺句驱动,较多地依照输入语的句式输出句式复杂度较高的句子,但在该过程中记忆负荷不断被释放(如同传);反之,当要应对积累了更高容量的记忆负荷时,译员会较多进行句式重组,重新划分语句或在保留输入语句划分但简化句内结构(如交传)。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者建立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输入文本及输出文本的语料库,通过软件生成相应语料库的一项计算语言学指标—词频动链(Frequency Motif),以分析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输出文本的线性语言序列单元的组织特征。这项研究对词频动链的分布进行了模型拟合,比较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输出文本中语言序列单元的频率分布、长度分布以及序列单元中每个位置词语的分布特征。首先,对比词频动链频率分布模型拟合参数发现:词频动链频率分布只在同声传译的输入与输出文本间存在显著相关性(R=0.678,p=0.008;R=-0.428,p=0.013)。而交替传译的输入与输出文本的词频动链频率分布未呈现相关性(p=0.572),且交替传译的输出文本中词频动链的频率分布(M=168.4)普遍高于同声传译输出文本(M=151.42)。也就是说,同声传译输出的语言序列更多遵循输入语中的语言序列;而交替传译输出的语言序列受输入语的线性顺序影响较小,交传译员更偏向于使用高频、常用的语言序列。其次,通过对词频动链的长度进行模型拟合,研究发现同声传译过程(M=149.286)比交替传译(M=136.929)产生更多的长词频动链(p=.039,Cohen’s d=0.822)。由于词频动链的长度与句子中的功能词分布密度呈显著负相关,上述结果说明同声传译输出文本中功能词的分布密度显著低于交替传译。同时,经验证两种口译类型输入文本的词频动链长度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因而可以判断输出文本中功能词分布密度的差异源于两种口译序列加工过程的区别。在同声传译过程中,译员更多地遵循输入语的语言顺序,其输出文本中的功能词分布情况也受输入文本的影响。相反,在交替传译中,译员较少受到输入文本语言序列的影响,而是借助于频繁地使用功能词来辅助架构句子结构、记忆并重组源语信息。最后,对不同长度词频动链中各个位置特征的分析发现:在输出阶段,交替传译不仅比同声传译更频繁地使用功能词来帮助架构句子,在局部缺少功能词的情况下,译者也倾向于使用更高频、更容易从记忆中调取的实词来构建输入语中的内容。这项研究通过将不同类别口译输出文本中功能词的局部和动态分布特征进行可视化处理,进一步分析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中句法加工方式的区别。在前一项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本研究的发现,研究者认为:在进行多任务负荷较高的口译任务(如同声传译)时,译员不仅采用了顺句驱动的方式,尽可能地保留原句句式;可能更多采用“理解-编码平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的方式。在用这种“平行加工”的方式进行口译时,译员并非时时激活句子的深层结构;相反,译员可以理解、提取片段的输入语词组、序列信息并同时用输出语进行重新编码。而在进行工作记忆负荷较高但相对自由控制任务分配的口译任务(如交替传译)时,译员可能更多地采用“理解-编码顺序加工(serial processing)”,即先完成对输入语句的信息的理解和提取,再将提取后的信息用输出语重新编码。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交替传译的这一句法加工特征相似于传统翻译理论中提出的“脱壳(deverbalization)”现象。释意派理论(Interpretive Theory)强调译员对原语理解后存在“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过程,认为输出语的重新表达建立在这个脱离了语言形式的“释意”的基础上。而基于本研究对交替传译输入、输出文本中词频序列与功能词分布特征的分析,笔者发现交替传译保留输入语的句法特征较少,且句法复杂度与序列组合特征与输入语关联性较小。但交替传译的提取信息-重新编码过程是否完全脱离了语言形式,译员在进行输出语的句法重构时是否完全忘却了输入语的句法特征仍有待检验。上述两项研究在方法上相辅相成,第一项基于树库的研究从认知负荷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在应对不同认知负荷时的句法加工方式,而第二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受任何语法分析方式约束的研究方法,对口译输出文本中的语言序列特征和功能词的局部分布情况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从不同角度印证了两种口译类型中可能涉及不同的认知负荷类型和认知负荷大小,并以此提出了口译过程中句法加工机制的假设,解释输出文本中句法特征的差异。以上两项数据驱动型的研究分析专业口译员在真实口译环境中的输出文本,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口译类型的句法加工特征,然而此研究无法直接观察实时的句法加工过程,也无法控制影响认知负荷和口译过程的因素。因此,笔者继续进行行为实验,验证以上两项研究分析中提出的假设,并深化对口译句法加工的分析。第四章报告了一系列行为实验,进一步研究了在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中,译员如何将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信息映射到另一种语言的句子之中,以此回答第三和第四个研究问题。基于笔者在前述数据驱动研究中提出的假设,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句法加工可能不同程度受到输入语句法的影响。本章设计了三项实验,通过跨语言结构启动范式对假设进行验证。第一项实验回答“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输出文本较输入文本在句法重复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本实验中被试需先后完成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两种任务,实验材料包含两组意义基本相同但句法上有一处相反特征的句子(双宾语句DO,如“老师送学生一块手表”,以及介宾句PO,如“老师送一块手表给学生”)。结果显示:两种类型的口译任务中均出现了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体现为当输入语为双宾语句时,产生双宾语输出的比例显著高于介宾句的输入语,反之亦然。更重要的是,同声传译中跨语言启动效应(46%)显著高于交替传译(3%),p<.0001,ηp2=0.092,说明同声传译的输出语更多地重复了输入语的句式。实验二研究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句法加工受输出句的句法复杂度的影响,以回答“口译输出阶段的句法加工负荷对句法加工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该实验的句子包含四个前置修饰语的名词结构(例如“我们送给那位又高又壮,非常认真的数学系学生一块手表”)或四个后置修饰语的名词结构(例如“我们送给那位数学系学生一块手表,他又高又壮,非常认真”)。前人研究证明:谓语动词与宾语之间的距离较长的句子(前置修饰语名词结构)比谓语动词与宾语之间的距离较短的句子(后置修饰语名词结构)句法复杂度更高,加工负荷更高(Hawkins,2004;Gibson,2000)。本实验结果显示:在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中,后置修饰语名词结构的启动效应(交替传译:95.49%;同声传译:96.44%)较前置修饰语名词结构(交替传译:40.98%;同声传译:81.96%)更强(p<0.001),表明在同声传译中,输出语更多地保留输出语的句法结构,而在交替传译中,许多句法上比较复杂的前置修饰语名词结构在输出时被调整为句法上相对简单的后置修饰语名词结构(Z=10.146,p<.001.)。实验三研究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句法加工受输入语句法复杂度的影响,以回答“口译输入阶段的认知负荷对口译输出的句法架构的影响”这一问题。研究者对输入语的句法结构进行了操控,三分之一的实验句中包括两个前置修饰语的名词短语(例如,认真的物理老师),三分之一带有三个前置修饰语的名词短语(例如,又高又瘦的物理老师),另三分之一带有四个前置修饰语的名词短语(例如,又高又瘦、很认真的物理老师)。结果发现,在同声传译中,句法重复程度不受输入语句法复杂度的影响(p=0.585),但在交替传译中,输入语的句子越复杂,就越有可能被译为相对简单的后置修饰语的名词短语,因此句法重复性更低(X2=28.474,p<.001)。上述三项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口译过程中,译员先理解输入语的信息,然后根据该信息的心理表征进行句法重构,生成输出语的句法(Potter&Lombardi,1998),但受到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的影响(Hartsuiker,Pickering,&Veltkamp,2004),译员更倾向于重复输入语的句法。然而,结构启动效应的强度会随着时间而衰减,因此当源语理解与目标语输出在时间上更紧凑时(如同声传译),结构启动效应更强,而当源语理解与目标语输出在时间上分隔较大,且两者之间插入其他信息时(如交替传译),结构启动效应相对较弱(Hartsuiker,Bernolet,Schoonbaert,Speybroeck,&Vanderelst,2008)。这一结果印证了第三章中提出的假设,即口译过程中(特别是交替传译中)虽然要进行从输入语理解并提取信息,再根据提取的信息在输出语中进行重组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并非完全脱离了语言形式的“外壳”,而是保留了一定的句法特征信息,并反映在输出语的句式中。同时,口译中保留句法特征的方式,可能与广义的语言生成机制中的句法启动效应类似,因此其强度受输入与输出语句在时间上的关系的影响,且由于输入与输出语句在意义上的一致性,致使口译中句法保留程度较高。在此基础上,后两项实验发现口译中输入语和输出语的句法复杂度都仅对交替传译的句法重复程度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当输入语的速度严格限制输出语时,口译员会逐段地处理两种语言(如同声传译),因此每小段的句法加工过程不太受到整个句子的复杂程度的影响。其次,这一发现也佐证了第三章提出的假设,即:在同声传译中,学生译员倾向于采用“平行加工”的方式,理解、提取每一小分段的信息内容时,瞬时并不提取整句的深层句法信息,而是同时用输出语编码输入语的词组、序列。这样,一方面可以缩短输入与输出的时间间隔,降低工作记忆负荷,一方面也减少了深层句法加工和句法重构负荷影响多任务进程的风险。相反,如第三章所假设,在交替传译中,译员会在一定程度上采用“顺序加工,他们需要首先理解并记忆一个完整的句子甚至多个句子,然后根据其概念表征重新用另一语言进行句法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译员需要提取整句的深层句法信息,因此理解与重构过程都会受到整个句子复杂性的影响。一方面,句法重构会占用认知资源,因此当需要重构较复杂的句法结构时,译者可能倾向于简化结构,使用较简单的句式来表达。另一方面,理解复杂的句式也会消耗较多认知资源,占用了记忆原本的句法信息所需的资源,因此降低了输出过程中重复源语结构的可能性。研究者认为,这一由复杂句法造成的输入、输出语句法差异的现象,并不能完全由释意派理论的“脱壳”效应来解释。交替传译中,译员可能受到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启动效应衰退、记忆负荷、句法重构负荷等多方面的影响,为了应对理解、记忆和重组句式的负荷,译者会在重复输入语句式和简化输入语句式之间动态选择。论文第五章简要总结了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并阐述了论文在研究主题和方法上的新颖性,并对相关的延伸性研究进行了讨论和展望。基于本研究两种研究范式,共五项研究中的数据结果,总结了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句法加工的流程图,体现了口译员应对高认知负荷,通过不同策略进行句法加工的方式。探讨这两种主要口译类型的句法加工特点不仅能够深化对口译的句法加工机制的认识,还能通过呈现口译过程中源语信息和目的语信息的相互映射,为双语语言的加工和输出模型提供参考(García,Mu?oz,&Kogan,2019)。本研究一方面控制了双语加工过程中的环境因素,一方面量化、操控了口译过程中句法方面相关的认知负荷,其结果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语言使用环境对人类语言影响,以及人类语言与认知能力如何共同进化,以适应使用环境的过程。人类的语言使用与人类记忆能力是协同发展的,记忆能力约束会驱动语言使用的适应和变化(Gong&Shuai,2015)。研究者对口译类型的研究正符合这一假设,它能够横向反映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语言加工过程的影响(Liang,Lv,&Liu,2018)。今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这种研究范式还可能系统地扩展到其他相关主题的研究中。此外,通过量化和操控句法特征,将其作为自变量引入口译研究,加深对于真实口译场景中句法加工机制的理解,可为AI辅助翻译(如机器翻译和机器口译)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而且,本文结合计量文本分析和实验控制这两种研究范式所采集的证据不仅丰富了口译研究,还将为揭示双语群体语言理解和产出本质方面的研究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