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消费方式正逐渐成为社会地位、文化身份、个人声望的评价依据。人们对商品符号系统为其身份所提供的意义予以积极的认同。而价格高昂、样式精美的奢侈品成为了消费社会里商品符号的典型,广受追捧。奢侈品消费也成为了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　　 但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分析视角,以往中、西方学者对于奢侈品消费的研究,一般都集中于对奢侈品消费动机的探讨。将奢侈品的消费行为看作是同质的,不因个人的特征而变异。而本文选取奢侈品的代表——顶级名牌包作为研究的对象,从消费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定性研究方法,访谈了19名顶级名牌包的购买和使用者。并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重点探究不同的人对于同一类型的奢侈品的消费行为存在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因为。　　 研究发现,身处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背景之下,消费行为具有制度嵌入性。这就直接导致名牌包的消费人群根据其所处职业部门的不同,消费行为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其中,市场部门的工作人员与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对于名牌包的消费行为差异最为明显。所以,通过深入访谈,本文从获取渠道、使用法则两个方面,探究了市场部门与政府部门项级名牌包的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　　 本文发现,市场部门工作人员受社会制度与职场规则影响,塑造出了一致的社会性身份形象与制度性身份形象,并通过使用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名牌包的符号价值。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据不同场域的制度性要求,通过分离名牌包的使用性,塑造的却是矛盾的社会性身份形象与制度性身份形象。而社会对于顶级名牌包“身份标示性价值"的认同与公职人员“勤政廉洁”的制度性要求之间的张力就是造成矛盾产生的因为。然而,通过塑造相矛盾的身份形象,公职人员试图化解“身份级别对‘奢侈’的推崇”与“身份的受限”的矛盾。这就必然导致公职人员奢侈品消费行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对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奢侈品消费的正、负面意义做了一定的归纳,提出了引导奢侈品消费发展方向的几点意见。并着重强调要通过转变社会对“奢侈品”板印象,约束、监督公职人员公权力范畴等方式防止通过奢侈品将私域行为向公域行为转嫁,并让奢侈品消费——这一消费社会不可回避的消费方式,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