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入,我国积极以“进口并加工中间品,出口最终品”为主的贸易模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在获得贸易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当前,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在国际碳减排的大背景下,这种粗放式的贸易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因此,有必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探索我国正确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以期在获得高贸易附加值的同时降低贸易隐含碳排放。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然后,基于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环境账户数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以及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测度,从国家和行业层面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系。随后,依次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对理论分析部分的影响机制进行验证。进一步构建获利能力指数、竞争力指数和单位国内增加值净出口隐含碳排放指标,发现我国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贸易利益与环境利益存在的冲突,提出我国低碳化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高的国家,其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速度明显低于进口隐含碳排放。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普遍高于制造业,而参与程度低于后者,但服务业的进出口隐含碳排放明显低于制造业。(2)我国以“进口并加工中间品,出口最终品”为主的贸易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较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3)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与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而分工地位提升能够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但这种减排作用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效应的减排作用也逐渐显现。(4)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日本,英国,美国等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高的国家能够通过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较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均不显著。(5)当前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贸易利益与环境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重视对低增加值、高碳排放的制造业的投入,而轻视了分工地位高、获利能力强、单位碳排放水平低的服务业和能源行业的发展,而重视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我国的碳减排目标。基于此,提出我国低碳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隐含碳排放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拓展了对外贸易碳排放效应的研究内涵,还增加了环境规制效应这一间接路径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另外,通过对我国各行业贸易获利能力、竞争能力和单位国内增加值净出口隐含碳排放指标进行度量,从贸易利益与环境利益的角度探索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低碳化发展的路径,实现了本文研究的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