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女性创作有三千余首咏史诗,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前代总和,质量上也有令人叹服的佳作。在梳理了咏史诗的定义之后,本文主要从政治和性别的两个角度入手,通过分析汪端对元明之际的朝代想象与叙述、清代女性对西施随蠡说的贬斥、清代女性对杨贵妃形象的多样化评议,以此把握清代女性的人才观及其对于贞节观、祸水论的看法。在汪端看来,相较于朱明、蒙元,张吴政权更符合汪端人才观的美好想象,理想的君臣关系应当是上层爱才重士,至于个人品行上的荒淫不明、用才不当并不值得非议;而作为臣子,为主尽忠的体现不仅在不仕二朝上,平日里是否勤勉治事也是一大评价标准。汪端人才观的背后,暗含着对爱士之风的呼吁。西施背负有“美人计”的使命,因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女性对她的贞节评价更为严肃。她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赞同范蠡载施之举,不愿意强调其中的情爱因素,女诗人固守名节,以此自重,以此抵抗男性对个人名誉上的污蔑。在正史中,杨贵妃被视为“祸基”,经过了《长恨歌》《长生殿》的文学重塑,杨妃的政治性有所淡化,更多表现为痴情薄命的妃子形象。清代女性在书写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时,受到史实记载和文学重塑的双重影响,对杨贵妃的评价有多样化的趋势,主要有三种倾向:祸水,弃妇,巾帼,占据主流的仍是对杨妃充满同情怜惜的书写和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