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着眼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老舍、张爱玲和赵树理的平民形象抒写.此时期文学多样性态势鲜明,同时在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等层面,实现文化全方位综合.首先,三位作家的创作外在呈现出平民化书写的趋同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特定地域中特定群体的书写和观照.第二,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刻揭示.第三,作品中文化综合的水乳交融.趋同性的出现,外部条件的影响不可忽视.战争的爆发,直接促使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性的实现,也使小人物生存状态的珍贵性、独特性占据文学创作视野的首要位置.平民阶层作为文化发展中沉淀质素的主要承载群体,成为文学审视的重要对象.其次,三位作家的作品,形似的背后是文学创作承载的个性意义的生成,具有迥异的审美意蕴和精神指归.老舍由在社会批判中进行文化批判深发至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得失作深切思索,作品具有厚重沉郁的审美风格.张爱玲深刻揭示物欲对人的折磨拘囿,人物多为孤独的个体形象.苍凉的悲剧色彩中,作者意图以哲学思辩探求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赵树理的作品在明快、质朴的审美意趣中,不管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在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中惶惑破灭的理性思索.作家自觉追求创作对现实生活密切配合的宣传、鼓动及指导作用.北京沧陷更使老舍作品少了几分幽默戏谑而增加了深沉凝重.张爱玲对人物的塑造,清晰可见西方文化重个体、个性理念的影响.上海的特殊社会历史定位,决定了文学创作对主流意识的偏疏;文学商业化的先行,更导致了作家与市民阶层的主动贴近.赵树理创作现象的出现,以解放区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为前提.农民在经济和政治翻身后,渴求、呼唤贴近他们生活现实和思想文化需求的文化艺术.文学的功用性及大众化被《讲话》以主导话语形式界定,赵树理的创作与之相契合,成为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同时,三位作家有着各自的创作心态以及对文学创作深层次的理解与阐释.老舍创作的根本目的是用文艺警醒世人,坚持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笔下的人物承载深厚的历史化意味.四十年代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作更深层的思考和理解.世俗立场和表面的自我"俗人"定位,使张爱玲理解并哀怜表现对象;但清醒深刻的认识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悲剧宿命感,极具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观"体现了写作的精神指归,作品具有鲜明政治文化色彩.对农民的挚爱情感和历史考察的理智的注入,又使其作品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和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