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在近270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尊崇法帖墨迹和推重碑版刻石两种迥然不同的主张。清初期至中期,帖派书法被董其昌、赵孟頫书风所笼罩,帖学发展进入瓶颈,传统帖学后继无力,而碑学却逐渐受到重视进而与帖学分庭抗礼。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很多的书家都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抉择,但是对书法的追求激励他们不懈地探索。钱塘梁同书(1723-1815)是帖学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在周围的帖派书家或者拘泥于董、赵书风而难以进步,或者转而投向碑学以期寻得新途径的大环境下,他的坚持和努力就显得格外独特与珍贵。梁同书的书法具有清代中期的时代特色。梁同书受到家学熏陶,成名甚早,又从董、赵二人书法中取法甚多,但他却并不局限于此,而是继续上溯晋人书法,探寻晋人之韵,以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在学书过程中,梁同书对碑学一直未曾涉及,只是在鉴赏时对金石有所接触。梁同书对书法的思考,是建立在他的实践基础上的,他的“学书次第”、“笔正说”、“用软笔”等观点,以及他对“临摹与创作取舍”的看法,都是他对帖派书法的钻研,是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书家的创新。在书法实践中,梁同书提出了“尚古而不泥古”、“出己意”等书学思想,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书法观点,上升到理论层面并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梁同书一生交游甚广,更喜欢与友人探讨书法,相互交流观点。在这种交流中,梁同书的书法观点得到了传播,影响了一大批书家,对当时帖派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梁同书的书法主张可以归纳为一个体系,它既是继承总结了清代初期至中期的帖学思想,也是对帖派书法的发展,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