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大数据的浪潮席卷全球,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令人感受到其巨大的影响力,大数据时代的序幕已然掀开。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每个国家,“大数据”这个话题都已占据了公众话题的中心点。在这样一个时代,数据就是重要资源,人们的行为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很多事项也随之被转化成信息数据流,充斥在庞大的网络空间。中国作为一个网络规模巨大、网络用户群体极多的国家,在享受大数据为社会发展带来的便利同时,也面临着个人信息被各类主体滥用的巨大风险,这使得每个人都迫切希望有关其个人信息的利益能够得保障,个人信息的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然而反观我国现状,近年来我国因个人信息被不正当地收集、被滥用、被泄露而使个人权利和利益遭受侵害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事件的技术依赖性强、数字化明显,造成的侵害后果和恶劣影响也远超过前互联网时代,而且侵害的危险源的除了私主体,还有公权力国家机关。究其背后的制度原因主要有:相关法律法规数量少、力度弱、效力层级低,相关法律法规覆盖面狭窄,侧重私领域保护而针对公权力主体立法较少,个人信息权缺位。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已然无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巨大危机,已然无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新生利益诉求。基于此,有必要从宪法层面重新审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问题。我国宪法中无论是既有权利条款第三十八条还是概括性条款第三十三条之中的相关内容,都在形式上为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提供了解释的空间和可能。另外,个人信息权蕴含着人的尊严这种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并能彰显其在保障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以及人格发展这些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上的作用,即个人信息权在实质上又是具备基本权利的本质特征及内容的。因此,个人信息权可以被确立为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而存在和发展。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为部门立法提供规范基础,亦能发挥规范和限制公权力功能,彰显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能为弥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不足,为更好地实现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奠定坚实的基础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诚然,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法律体系构建相对于走在前端的欧美国家和有些发达的亚洲国家稍显落后,尤其是对宪法层面的保护重视不足。而德国、美国亦或是日本都是在该领域的典型代表国家,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方面都已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体系。德国在联邦宪法法院确立了信息自决权的基本权利之后建构起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统一规范;而美国则在其具有宪法地位的隐私权基础上针对政府和不同行业分散立法规制;日本更是在结合了德国和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其特色的“关联五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这些都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基础。综合我国现状以及域外经验,本文最后针对我国的个人信息权的宪法保护提出几则对策与建议.首先,在明确了个人信息权在我国成为一项基本权利有其宪法依据之后,我国应该强化其基本权利地位,完善个人信息权作为基本权利的解释逻辑和推导过程。其次,为了有效地实现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我国应加强立法,完善法律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最后,我国也应考虑到对个人信息权进行适当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