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宪政言论分析(190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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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是历史的延长线,探求中国宪政发展的真谛,从史学角度入手,是可行路径之一。而文献与史料分析,是宪政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选择合适的、有代表性的史料,还原当时的语境与史实,可以做出贴近历史的分析与解读。近现代以来,“报刊论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一种新型方式。随着国人办报的发展,记录中国风云变幻的报刊,特别是其中严肃而又广有影响的报纸,史料价值不言而喻。20世纪上半叶,公认的中国最为权威、最有影响的报纸当属《大公报》。自1902年英敛之创刊后,该报积极参与中国的宪政启蒙,全力以赴地倡言君主立宪。1926年,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主持下续刊的新记《大公报》,则成为中国弘扬自由主义宪政的舆论重镇。从宪政史的视角来看,1902年至1949年间的《大公报》,是一种非常可靠的史料文本。本文立足于宪政和史学的角度,梳理、解读了这一时间段内,《大公报》主要的宪政言论与思想。通过对《大公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宪政言论的分析与检讨,可以清晰地发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将宪政看作解决国内棘手问题、抗击外敌入侵、最终实现国家富强这一宏旨的工具,由此产生了以国家和民族富强为终极追求目标、以自身作为实现此目标之工具的中国宪政。半个世纪的《大公报》,即是这种中国宪政的有力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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