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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赋是以书写某种或某类植物特征、习性及其他相关内涵为主要内容的赋作,属于辞赋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学界有关辞赋研究的成果十分丰硕,对植物赋的关注也日趋升温,只是尚缺乏对历代植物赋的整体性研究,尤其是对明清以降植物赋的创作情况鲜有涉及。有鉴于此,对历代植物赋的演进史迹、文化意蕴、情感内涵乃至赋作的体物方法、赋家的抒情方式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总结,就显得颇为必要。植物赋肇始于先秦,但至汉代才逐渐兴起,只是存作尚少,且多为残篇。魏晋南北朝时期植物赋空前繁荣,不仅创作人数较众,作品数量较多,吟咏的范围亦逐渐扩大,葡萄、石榴、桑树等四十余种植物成为创作对象,拓展了作品题材;此时期的植物赋创作往往呈现出句式骈俪化、重视炼字琢句、追求音韵谐美等特征,体现了赋写者强烈的生命意识与对高尚人格的追求。隋唐时期,植物赋的创作数量相对较少,但描写对象较之于魏晋时期却有进一步拓展,体式涵盖律赋、新文赋、骚体赋、诗体赋、骈赋等多种,广泛采用典故、博喻等创作方法;此时期的植物赋创作虽多颂扬君主之作,然有较为强烈的刺世倾向,作品中物我关系更为紧密,赋写者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意味更浓。宋金元明时期,植物赋的发展又别有特色。宋代赋家力求新思想或开辟新意境,精练植物赋的写形、写意技巧,或在赋中说理乃至以借咏植物表现爱国之情。金元明时期的植物赋,则更加注重抒情性和情辞美,主张向古复归;内容上出现赋写者借以批判现实、倾诉不满与抒写性灵等现象,形式上则是小品赋、组赋的流行。清代植物赋的创作空前鼎盛,作品数量达2450余篇,题材几乎涵盖植物的各个种类。清代前期的王夫之、黄宗羲、朱鹤龄等人往往借植物赋反映民族矛盾与表达个人意志,但总体而言,在内容上并未跳出前代藩篱,而多在形式创新上用力,呈现出一些新的创作走向,或集中描绘植物某一部分或某一特征,略去整体描写,或以前代咏物诗句命题作赋,或仿拟前代植物赋名篇。自植物进入历代文人的知识范围和情感视野,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和文人的不断摩挲,植物赋所写之对象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与古代饮馔、医药、哲学、宗教、政治、民俗、审美好尚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植物赋也寄寓着作者诸多的精神情感,如以隋堤柳、虞美人、诸葛菜等植物为纽带来书写历史沧桑感怀和历史反思;通过赞颂松、竹、梅、兰、茉莉、青苔、浮萍、葵花、指佞草、苦笋等表达作者对坚贞不屈、清逸高洁、谦卑柔顺、忠诚耿直等品德的推崇,并在这种“比德”的背景下衍生出了择友之说;或通过描写四季转换、植物荣落来哀叹生命易逝,进而探寻生命价值;而作为特定的情感载体,它们也述说着主体聚散离合、相思缠绵的悲情体验。诸如此类,皆对创作主体借物抒情、言志等以达到物我交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植物赋若要有效、艺术地传达物象之美及其隐含的文化意蕴、情感内涵,则与赋作的体物方法及赋家的体验方式有着深切的关联。植物赋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纯咏物到涵情写志、写形到写神的演变,艺术表现力渐趋完善,这得益于作者们在文学创作中大量运用了白描、比喻、拟人、烘托、对比等手法,借以表现主体、烘托气氛、营造意境,由此形成了植物赋的几种基本达情模式,即:色香、形姿、习性、功用与植物赋的体物视角,“联类咏物”与赋家的审美体验方式,“美人”、“君子”之比与赋家的志趣表达,以“比德”链接体物与言志,等等。同时,在植物赋的演进过程中,其抒情明理艺术亦渐次形成稳定表达。如历代植物赋在主体达“情”上有睹物兴情、托物言志、借物明理等方式,在结构上有直线式和跳跃式之分,在叙事设置上可分主客问答、虚构幻境、客观记叙、寓言故事等多种方式。有效地选取抒情的方式、结构,可使赋作的物、情、理、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