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中国的主旋律。人类社会在先后经历了经济增长发展观、全面、协调、多维价值标准的发展观之后,开始逐渐的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的内涵、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等各方面的要求。经济增长发展观以效率为价值取向,天然地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增长,并把经济的增长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手段和途径。伴随着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而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危机等等,人类开始反思经济发展途径,提出建立以“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为导向的“全面、协调、多维价值标准”发展理论,试图解决经济与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因素的日益严重的关系危机。但是这种发展仍然没有摆脱以经济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在发展的目的上并不比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前进多少。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一场发展观上的思想革命,旨在扬弃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观的思想革命,倡导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其中尤以阿马蒂亚·森提倡的自由发展观最为卓越。　　 以解读“真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森批判了经济理性在解释复杂的、多元的实际人类行为时的软弱无力,提出了扩展经济理性信息基础的要求。作为经济学家,他认为社会发展应是集经济、政治、文化众多方面的综合作用的过程,经济的增长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人能力的增长、自由的体现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不是GDP数字的增长,而是人实际生存状态的改善。森立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少受惠者,把握住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建构了以人为本、以自由为导向、以制度为依托的社会发展理论。　　 主流经济学要克服“哲学贫困”就应当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人”假设,切实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具有不可化约的二元性,即福利与主观能动性,二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真实的人”的本质。“真实的人”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假设的以自我福利为中心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合理审查能力”、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自由的“主体”。经济理性剔除了人类理性中自利以外的所有信息,“被该方法‘排除’在直接的评价性作用之外的信息”,在面对实际人类行为解释的时候其实“同样重要”。这样一来,长期被主流经济学所拒斥的伦理维度就又重新回归到经济研究方法中来。　　 秉承多元的复杂思维方式,森批判了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以及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狭隘的信息基础,提出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能力,即自由的实现,据此判定人类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或者是否在向理想的方向迈进。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无可厚非的,但自由发展观思想的某些问题也确实值得商榷。　　 首先,自由发展观的产生并不具有神秘性。森的多元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印度崇尚“宽容”、追求自由的文化传统熏陶与感染。加之森兼收并蓄、学贯东西的谦谦君子之风,自由发展观的产生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其次,作为自由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的“真实的人”并不真实。它依然是抽象的、先验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就人的具体现实性而言,它并不比“经济人”假设高明多少。在理解自由发展观,我们必须清楚地把握住这一点。从抽象的人出发,森推导出的人类自由状态也只能是通向美好“上帝之城”的种种臆想。　　 再次,自由发展观是历史的、唯物的,但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森将复归经济学伦理维度的理由追溯到古典主义经济学,甚至是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森天然的认为,历史上经济学就是与伦理学不分的,那么当下经济学与伦理的联姻也是正当的。看似非常强调用一种历史过程作为经济理论研究基础的思路,实际上,他的历史只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哲学层面的历史。如果历史学层面的历史不提升到哲学层面的历史,那么,想要在具体的经济学研究中发挥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一定意义上,森的经济伦理研究代表的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经验性、后现代化的哲学反思,而我国目前也正处于相似的历史背景中。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森的自由发展观思想日益成为各国的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如何合理吸收和利用自由发展观思想中积极的方面来阐释和指导当下社会现实,同时又克服其消极的一面并加强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便成了我们当下不得不去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