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和效率的命题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公众和各类组织对于价值追求的两个重点,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民众与各类组织的持续关注,随着经济水平不断发展,民众对于政府部门的要求不仅在于提供公平的机会与权益分配,其对政府部门绩效的要求也逐步提升。作为一项衡量政府部门工作成果的有效工具,绩效评价承担了促进政府部门工作效率提升和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等重要功能,一直以来受到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受到了民众、学术界及其他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对于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所展开的绩效评价自古已有,发展至今,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相关理论已经日趋细致、完善,相应的评价实践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总体来看,由于政体构成、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价开展时间各有先后,也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就其中央政府层面的绩效评价来说,评价的授权方,实施机构和具体的执行流程有着明显的区别,绩效评价系统本身和以其为依托的绩效管理体系在组织层次和组织结构方面也存在硬性的差异。在现有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对于公共价值的地位越来越重视,而要评价政府行为和决策是否实现公众价值期望和体现公众价值需求,本质上需要通过评价政府绩效来实现。研究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有助于找到政府绩效的内在逻辑,在实践中体现公众价值的概念,更清晰地分析和理解政府绩效评价。政府绩效评价的实践或执行主体包括多个方面和不同层次,理论上讲,各个层面之间缺乏维系,亟需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视角,组织模式的视角有助于将这几种研究角度衔接起来。随着公民政治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央政府数年来多次强调政府绩效,更多的开始关注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过程中的公共责任、公民满意、以及更多不同于效率的多元化价值追求。公共管理者所进行的绩效评价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有助于实现特定的管理目标,因此,应根据不同的绩效评价目的与不同的评价结果使用者,选择不同的方法与标准,这就需要考虑绩效评价的组织与管理。对于政府绩效的组织模式,作为对以价值为中心的政府绩效评价,是对价值的集中体现。有必要以价值为核心,讨论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内在逻辑和合法性,确认其组织流程和结构要素。本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论证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对于创造政府绩效和促生公共价值的重要性。延续公共价值理论和政府绩效评价三权学说,政府绩效应该反映对于社会公众需求的满足情况,体现公共价值促生。研究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其实就是研究公众价值需求在具体社会形态中向政府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及政府绩效评价主客体对该机制达成一致的逻辑依据和制度背景。按照PV-GPG框架,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在不同国家中呈现出差异,这种差异能够在该国的文化脉络和社会形态中找到合理性解释,也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保护和限制。通过有效组织的绩效评价对各社会主体的价值表达和冲突进行约束,在政府主体识别确认后予以调解并引导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公共价值促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方主体的价值需求达成一致目标,经过具体的评价组织模式反映到政府绩效当中。作为PV-GPG理论的核心概念,公共价值的促生大致区分为以下各环节:首先是价值表达,在PV-GPG框架下应该允许各个社会主体表达自己的感受、意识形态和利益需求。其次是价值冲突,社会结构越复杂,各方社会主体的需求与利益产生不一致性,这种差异以冲突的形式出现,如何对其进行协调整合?然后是价值调解,各方利益与价值诉求分为临时性和长期性等不同形态,政府作为一方价值主体,自身也有需求和利益关联需要表达,这时候政府应当发挥代理人作用,对社会上的各种价值进行调节,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调解容易陷入过去的陷阱中,因为不对等的关系,所以公共价值的最后一个环节应该是价值促生,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促生不只是参与公共价值在冲突中的变迁,成长与形成,更体现了政府对于公共价值产生的导向性,引领价值生成的作用。对于政府绩效的评价也是对于公共价值在政府工作中体现的反映与体现,而如何组织评价,则成为比评价什么本身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评价内容和具体的评价方式必然是有所区别的,公共价值在政府绩效的各个层面与不同的社会主体中必然有所差异,但如何评价政府绩效来反映公共价值,本质上体现了政府主体在公共价值中的导向作用与政府自身的价值偏好,决定了政府如何导向,通过评价的手段来执行价值生成,形成公共价值,因此组织模式更加重要,而由于它自身是一个价值过程,因此也有表达、冲突、调解、促生的四个层面,分别对应了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的权威主体、组织结构、组织流程、组织控制。有了这个过程,才真正体现了 PV-GPG的精华所在,有别于其他理论与研究范式,更好地解释和支持了多元背景下公共需求由于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而带来的对于政府绩效与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本文中将这一问题的研究落脚在组织模式,是因为我们更关注政府是以何种途径和方式在组织绩效评价,而不只是各项绩效的指标实现了多少。同时将政府部门绩效评价实践系统的研究限制在国家层面,是兼顾借鉴价值与资料可获得性的结果。依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结构要素划分,尽量从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各选择有代表性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价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同时考虑对该种实践模式和评价体系的研究有没有成型的框架,有没有清晰的发展脉络,有没有理论支撑或者理论的新发展;实践方面,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包括该国有没有突出的绩效评价问题,或者先进的经验可供学习借鉴,该国绩效评价的发展有没有给本国甚至世界带来影响,在此基础上考虑差异化,包括尽可能多的案例。最终选取了六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横向的比较。根据选题特点,本文灵活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综合的质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首先明确了政府绩效评价的相关概念,对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及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在中央政府层面开展实施的政府绩效评价实践工作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各国绩效评价的主体,绩效评价三方面权威在各国具体情境中的分配和设置,进而梳理出各国中央政府层面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在横向对比各国政府绩效评价组织结构和组织流程之后,结合公共价值理论对于发展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价实践模式,特别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给出了建议。特色在于,着眼于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和整合问题,通过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内涵、价值定位和价值结构的开创性研究,总结和提炼出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范式。难点在于,澄清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的涵义和内容仍面临较多困难,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国家中政府绩效评价实践的主客体对价值的理解和诉求有很大差异,将这种对价值诉求的内在文化逻辑体现在外,就必然导致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权归属的多元化以及绩效体系的多维度,这些维度不断变化,致使隐含在政府绩效评价实践模式之中的组织模式体现出动态变化。在立足自身发展符合实际的绩效评价实践模式的同时,我国各政府部门也尝试从国外先进的政府绩效评价经验中吸取精华,经过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国内的政府绩效评价实践已经较好地掌握了西方主流的评价方法和技术、工具,并能够结合各地实际对其进行改良应用。在中央政府层面,虽然至今尚未建立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内容完整,结构清晰,目标明确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但政府本身已经表现出对绩效管理和评价越来越多的重视。实现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基础就是提出一个清晰可行的绩效评价组织框架,能够在充分利用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绩效评价的目标,满足社会公众的价值诉求,同时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对于公共价值形成引导与促生,这体现了公共价值的本来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