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抗厦门大学当局的师生于1924年创办于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产生密切联系。领导厦大学潮并参与创建大夏大学的主要学生代表中就有中共党员和不少左派进步学生,而国共两党均在背后支持此次学潮,而青年党也于1924年进入校园并与其他党派展开激烈争夺。抗战前十年,校长王伯群、校董何应钦不仅为大夏募集了大量捐款,更成为大夏与教育部博弈的政治倚靠,而大夏对云南起义纪念仪式的格外重视以及与教育部之间就党义课引发的扞格则反映了大夏在王伯群等政治保护下的"独立自主性"。抗战迁黔后,为摆脱经济困局,大夏依仗强势校董会就改国立一事与教育部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斡旋,尽管因汪精卫、傅式说等复杂原因最终未能如愿,但改国立的过程让教育部长陈立夫吃尽苦头,甚至连蒋介石也做出让步妥协。面对抗战期间的困局,王伯群动用其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资源让大夏在贵州站稳脚跟,并将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弥补大夏所需。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的大夏大学面对国共鼎革的变局又不得不在政治上做出抉择——改校旗,改校歌,改董事会等,直至1951年被改制重组为华东师范大学。而作为大夏的肉身和灵魂人物,王伯群的形象也发生颠覆——从大夏之魂变成大夏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