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就其存在的时间——我指的是高门大族，或者说是门阀世族——严格意义上而言是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期间他们作为左右朝政、引领时望的中坚力量，煽动玄风，鄙弃儒学，旁研佛理凡此等等，可谓影响深远.总的而言，政治上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分崩离析，进入到诸国纷争的境地，社会动荡不安；而思想上随着儒家学说的式微，道家及佛家思想的流布，魏晋士族作为政治与社会的主体，扭转了之前处于独尊地位的传统的儒家的人生信条与道德准则，舍儒入道、入佛，形成了流风浇漓、道德不一的习俗.究其本质，是导源于其人生观的改变.换句话说，儒家所奉行的“内修身齐家”，“外治国平天下”的处世理想已为士族所抛却，人生在世，既不为苍生、社稷着想，而妄图保全性命于乱世，则势必求一己之安憩，而置名节于不顾.这于士族的生活方式及其人生态度可见一斑.即以其所追求的至高人格而言，则“内圣外王”之儒家理想显非所慕.而彼辈恣情山水，虚求高蹈，固然一时为人所称羡，究其本底，要亦非治世之道，处世之宜，故彼辈不能有国家而无个人，舍性命而为苍生.在此人生观之指导下，士族所瞩目之范围，自不超过享乐、求荣之畛域.故魏晋之际，士族之社会责任殊寡，个人品行亦多不可称.就大群体而言，此乃是其消极之处，然其间受此人生观之影响，由此而溢出于外者，亦有数点为后人所称道不已.其一即是个体自我之发现，较之于儒家重名分，只求其作为义务的履行之角色，有绝大之意义.即我是我，而非所谓“子”、“父”、“君”、“臣”之类伦理的界定.个体之自然意义凸显，而其社会意义则颇有遗落.其二即是促进三教学说之初步交融互动，打破了独尊一面的儒家地位，开启了后世三教论衡的局面，儒释道各从彼此去其所长，补其所短，固然各守其最后之门限，要亦兼采所益，求为自用.一言以蔽之，魏晋之际士族人生观之改变，乃是于大我中求一己之解放.无论其由此附随之影响，其本旨即在此.然，此解放乃是借重士族之手，由道反儒，依道家之思想而求士族本阶层之一己之解放，众生不与焉.倘若观之于有明一代，其时之趋向亦是求一己之解放.只无非明代之途径，乃是借重于儒家士人之手，甚或农夫、商贾，由佛反儒，依佛家之思想而求众生之普遍解放.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可谓解放之宏大耳.故，魏晋士族之人生观所内涵之旨，虽非为后世计，而其影响则实为深远.其间所凸显之思想脉动与彼学说之相摩相荡，可谓前绍于先人，后启于来哲，不息不灭，增踵其华.此中固有可深研者在，一可逆知当时之情状，求其断代之史情；二可相较于后世，明乎通贯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