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常用代际收入流动性来度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机会公平程度。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意味着个人收入更多依靠自身的努力和能力,而更少依赖家庭背景,每个人都有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原始动力来自于对经济收入的追逐,但在此基础上,对机会公平的权衡也是其重要的考量因素。一个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越高,就意味着该地区的机会环境越为开放,这有利于降低家庭背景对农村劳动力实现其自身潜力的负面影响,使其拥有更多机会实现收入和阶层的跃升,从而对农村劳动力流入产生了强大的吸聚能力。这时,代际收入流动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还会通过改变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而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测度并探究其外在经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估计代际收入弹性来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是较为普遍的度量方式,但已有研究表明,代际收入弹性存在计量偏误,导致估计结果并不一致。为此,本文首先剖析了国际上最新发展的代际位序相关性和传统代际收入弹性指标的偏误问题,并进一步得到能够衡量不同收入阶层流动性的绝对代际流动指标,然后在准确测度城市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基础上,采用条件Logit模型深入探讨代际收入流动性等城市特征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微观影响并检验其影响机制;最后,围绕创造公平的机会环境、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研究启示。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代际收入弹性法由于采用对数—对数基本范式,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估计结果很不稳健。相对于传统代际收入弹性法,代际位序相关法具有较好的线性拟合性,受计量偏误的影响较小,且能够得任意收入阶层的绝对代际流动指标。第二,本文共测算了228个城市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覆盖了全国31个省（直辖市）。全国和城市层面的代际位序相关性为0.129-0.772,地区间差异较大,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江浙一带,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其中,中低和中等收入阶层代际流动性最高的城市为杭州,而中高收入阶层代际流动性最高的城市为上海。第三,城市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入该城市的概率就越大。平均而言,城市绝对代际流动性每增加1个百分位序,农村劳动力流入该城市的概率提高0.053个百分点。本文采用不同的代际流动指标、考虑测量误差、使用工具变量等方式都得到了相似的估计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控制户籍门槛变量后,城市代际收入流动性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同时本文还发现有子女的农村劳动力更会选择流入代际收入流动水平高的城市。第四,流入城市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向上流动的概率就越大。平均而言,城市绝对代际流动性每增加1个百分位序,农村劳动力向上流动的概率提高0.1个百分点,且这一结果在控制工具变量后依然显著。此外,代际收入流动性对农村劳动力向上流动的积极作用,在公共服务均等程度高的地区中更明显。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四点启示:一是重点关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防止地区差异被进一步拉大;二是全面提升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破除阻碍代际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营造良好的机会环境;三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四是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确保农村劳动力享有公平的待遇和良好的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