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就业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的经济现象,具有中国特色,它是由特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原因造成的。伴随着农民工流动就业,必然会出现一些经济、社会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些问题的显现已导致了种种冲突,甚至在某些领域或地方还出现了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如果不能未雨绸缪,潜在的问题也会迟早出现,两种问题纠结在一起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危及民生的不断改善、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建立。本论文研究在“没有调查研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指导下,以对农民工流动就业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运用已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采用定性、定量、跟踪调查、归类归因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重研究了农民工工资标准、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的条件、制度安排和直接路径等一些国内专家学者未有涉及或虽有涉及但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试图从符合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规律的视角,得出一些有益结论并以此为前提来提出一些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政策建议和具体制度安排。通过对原有的文献资料研究,推论了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归属性、特征、功能和确立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意义。在揭示出收益权是其劳动力产权集中反映的基础上,阐述了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集中体现形式是剩余索取权以及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农民工获取剩余索取权的依据、必要性和条件保证。农民工工资标准的归类、归因分析结果表明:在具备了一定文化程度的基础上(目前一般是初中),其工资高低取决于他们务工所在区域(县内、县外省内或跨省)、从事的工种和通过“干中学”所获得的知识技能,这就为其劳动力产权实现奠定了先决条件,以此还析出了农民工岗位的一个重要测评要素。不同情况下的农民工工资数量标准的获得,既为农民工实现其剩余索取权提供了计量基点,也为修正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工资不变”假定提供了数量依据。80%以上的农民工对其“工资标准”不满意,既表明了他们进城镇务工后攀比对象发生了变化,也揭示了他们渴求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通过问卷调查和“SWOT”分析可知,影响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实现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农民工职业技能的缺乏和户籍歧视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歧视,因此在既定的宏观就业环境不能立即改善的情势下,在运用一定具体方法来测试自己的职业潜能基础上的针对性培训就显得尤其重要,探讨建立能消除户籍歧视的治本制度也是势在必行。原有的研究成果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现实表明,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实现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消除户籍歧视,二是要对农民工的劳动力资本(资产)价值进行计量和分割。笔者经过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后认为:消除户籍歧视要从农民工就业前、就业过程中和就业结果等三个环节着手,以此来建立相应的三类制度,而要使这三类制度具有可操作性,每类制度还要有若干项具体的制度安排。鉴于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且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以及具有非正式就业特征等事实,所以在计量农民工劳动力资本(资产)价值时就不能完全套用原有的一些计量模型,要运用新的理论,从多环节和多层面的视角来重新构建农民工劳动力资本价值的计量和分割模型。在阐述如何构建整个企业的群体人力资本产权价值模型和整体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价值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推论出某个体农民工劳动力产权价值的计算等式,论证了两个重要变量Ri和Qi的运算等式和方法。相应地,还揭示了人力资本产权价值分割应有的三个步骤。劳动力产权实现的路径有多种,但研究表明,适合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实现的路径只能是利润分享制和员工持股计划中的某些具体形式,为此还阐讨了农民工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来实现其劳动力产权须解决的六个方面的问题。利润分享制和员工持股计划主要体现的是农民工的剩余索取权,而要保证其剩余索取权能落到实处就必须拥有剩余控制权,故剩余控制权及其属性、农民工为什么要拥有剩余控制权以及农民工获得剩余控制权的途径等问题也是要着重研讨的内容。回流民工创业的研究表明,由于其符合和满足了乘数作用的机理及其基本约束条件,并克服了公共型投资产生的弊端,从而大大提高了投资的乘数效应。为能提高两种类型投资的乘数效应,还要搞好诸如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福利政策、消费政策以及区域经济等政策的组合设计和配合使用,充分发挥它们在扩大投资乘数效应中的作用。基于乘数效应的分析,阐述了回流民工创业是实现其劳动力产权的直接路径并对出现的回流创业民工劳动力产权异化问题提出了应对之策。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运用随机抽样调查研究和归类归因分析的方法,得出不同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标准,从而为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实现提供了计量基点。较充分的论证了建立农民工工资超级优先权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新的计量会计等式并对其进行了初步论证;析出了农民工岗位的测评要素并对各要素的权重进行了计量;较详尽地阐述了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实现的具体制度安排和直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