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描述不孕症女性生育相关问题、家庭功能及其负性情绪现状,探讨不孕症女性的生育相关问题、家庭功能与其负性情绪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在南昌市某两所省级三级甲等医院生殖中心抽取148例符合纳入标准的不孕症女性进行面对面调查,采用生育相关问题调查问卷(FPI)、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 II-CV)、激惹、抑郁和焦虑量表(IDA)分别测定研究对象生育问题、家庭功能及负性情绪水平情况,利用SPSS 17.0统计分析软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处理。结果:1.不孕症女性患者生育相关问题总分为(173.78±22.22),各维度条目均分排序依次为父母角色的需要(5.45±0.95),夫妻关系(3.64±0.80),无子女生活方式(3.53±0.76),社会关系(3.36±0.55)和性关系(3.11±0.73)。本研究患者的生育相关问题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国外不孕症患者的调查结果(P<0.05)。2.不孕症女性患者家庭功能总分为111.30±18.63分,家庭功能中家庭亲密度维度得分与国内常模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家庭适应性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国内常模(P<0.01)。不孕症女性患者的家庭类型情况,平衡型家庭:32人,百分比21.6%;中间型家庭:76人,百分比51.3%;极端型家庭:40人,百分比27.0%。3.年龄大于35岁的不孕症女性患者负性情绪得分高于年龄小于35岁(P<0.05);文化程度层次的提高,患者的负性情绪及其维度基本呈现依次递减趋势;患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宽裕其负性情绪及其各维度得分越低;不孕年限为2-5年的患者负性情绪及其维度得分高于不孕年限<2年分组和不孕年限>5年分组;生育问题首要来源为男方或公婆的患者负性情绪及其维度得分高于女方或父母分组、朋友邻居分组和其他分组。4.生育相关问题得分越高,其负性情绪分数越高,相关系数为0.168~0.493,生育相关问题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5.家庭功能得分越低,其负性情绪分数越高,相关系数为-0.174~-0.477,家庭功能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6.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影响不孕症女性患者负性情绪总分的关键因素按重要性依次排序为社会关系(β=0.401)、父母角色的需要(β=0.248)、家庭适应性(能独立解释变异的18.6%,β=—0.239)、不孕年限(β=0.205)和生育问题首要来源(男方或公婆,,β=0.176)。本回归模型的五个变量联合预测41.8%的变异。结论:1.不孕症女性患者的生育相关问题较为严峻,其中父母角色的需要维度条目均分最高,性关系维度条目均分最低。2.不孕症女性患者家庭应对不孕事件的能力不足,家庭功能处于较低水平。3.不孕症女性患者的负性情绪水平受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不孕年限、生育问题首要来源的影响。4.不孕症女性患者的负性情绪与生育相关问题呈正相关,面临的生育相关问题越多的患者其负性情绪状况越严重。5.不孕症女性患者的负性情绪与家庭功能呈负相关,患者的家庭功能越好其负性情绪程度越低。6.社会关系是不孕症女性患者负性情绪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家庭适应性能够较好的预测患者的精神健康状态。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家庭及社会功能进行连续性检测,密切关注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精神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