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花鼓戏是明末以后在三棒鼓、踩高跷、采莲船、渔鼓道情等民间演唱形式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剧目、声腔和表演发展起来的一种乡土戏曲。从清道光年间到建国后,它经历了从乡间生活小唱到登“大剧之堂”,从“淫戏”到正剧的发展历程。它以地道的天沔话作为语言声腔,以一剧一调的丰富多彩为自己的艺术特征,以贴近江汉平原的草根性为自己的文化特色,从而深深扎根于江汉平原的广袤大地上,成为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国戏”1与精神食粮,也成为今天湖北省的非物资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大多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通过师徒制实现手艺传承的传承方式不同,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既包括师徒之间的技艺传授,又通过戏曲演出,实现对剧种的宣传,并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演出即传承。通过剧团演出和观众观看,戏曲打造出一个广阔的传承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活跃着各种类型的传承群体。他们以各自的角色扮演,履行自己的角色功能,并殊途同归地完成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在荆州花鼓戏的传承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传承群体有四:即官方遴选出来的“非遗传承人”;体制内的专业剧团;民间草根剧团;以及戏迷、票友。尽管在他们之间,有体制内生存和民间草根的区别,有专业演员、业余演员乃至票友戏迷之分,但是无可否认,他们的活动都是在传承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通过他们的形形色色的活动得到传承。荆州花鼓戏的“非遗传承人”,是一批获得较为广泛社会认同以及具有较深艺术造诣的艺术家,他们对于自己的角色责任有自觉意识,也想方设法为荆州花鼓戏的传承作出努力。但是,在荆州花鼓戏传承的实践中,非遗传承人实际上角色功能较为有限。他们大多已经退休,且年事已高,虽然有“传承人”的称号,但对剧团的影响甚微。由于并无任何文件或规定要求他们“非得有什么责任或者是完成什么任务”2,因此他们普遍有一种茫然感。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在实际上难以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非遗传承人”更像是一个荣誉称号。专业剧团向来被认为是荆州花鼓戏传承的主阵地。在角色扮演上,专业剧团的主要功能是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主旋律、服务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从建国至今,这一角色大致没有改变。在荆州花鼓戏的传承上,专业剧团以其较高的艺术素养与精良的舞台装置,扩大了荆州花鼓戏的影响,对荆州花鼓戏的传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演艺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荆州花鼓戏各专业剧团和全国其他文艺专业剧团一样,“国有文艺院团旧有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人员老化、演出场次下降,缺乏活力,以致离开国家财政支持便无法生存,“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不相适应”。3由此也极大限制了专业剧团传承荆州花鼓戏的功能。民营剧团在江汉平原上具有广泛的力量,他们不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自力生存,以农村为舞台,以农民为观众,积极、主动、尽可能地满足买方市场的需求。“不讲演出场所,不讲观众多少,不讲住宿条件,不讲演出时间”4,从而最大限度地深入到江汉平原的各个角落,推动了荆州花鼓戏,更为广泛地撒落在江汉平原,这一点为专业剧团所不及。荆州花鼓戏的市场份额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为了争夺演出市场,荆州花鼓戏专业剧团与民营剧团各挟其优势,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专业剧团作为体制内的文艺团体,得到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的支持,而“非体制文化资本及其持有者”亦即民营剧团的合法性则不断受到质疑。两者的竞争处于不平等的位置,这种不平等“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但是,在荆州花鼓戏的场域中,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与体制化制度相抗衡。民营剧团依靠植根于民间、熟悉民间“惯习”、灵活机动的经营方式等市场经济法则作为与专业剧团竞争的策略。竞争的结果,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的胜出者。在非遗继承人、专业剧团、民营剧团之外,还存在一个数量广大、十分活跃的荆州花鼓戏的传承群体,这就是戏迷与票友。他们对荆州花鼓戏的热爱,纯粹而不杂以利益的考量,对于传承荆州花鼓戏也有自觉的意识。更通过各种类型的活动,为荆州花鼓戏呐喊,为其传承张大声势,为荆州花鼓戏的创新提供思想、观念、灵感的碰撞。他们是荆州花鼓戏撒落在江汉平原各个角落的种子,在他们身上,蕴藏了荆州花鼓戏生生不息的动力。基于充分的实证调研,笔者有如下发现:其一,不宜笼统的称说“荆州花鼓戏传承危机”。经过二三百年的历史岁月,荆州花鼓戏已经融入了江汉平原常民的日常生活,化成他们的文化血液。只要有斯土、有斯人,任潮起潮落,荆州花鼓戏都将生存、活跃于民间。其二,荆州花鼓戏虽然在民间生机勃勃,并无断绝消亡的危机,荆州花鼓戏的艺术精髓却存在失落的危机,这才是目前荆州花鼓戏传承的最紧迫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荆州花鼓戏非遗传承人的价值和意义便凸显出来。其三,当前非遗传承人的选拔,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体制化的表现,它决定了场域中资本分布的差异和参与者地位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不利于荆州花鼓戏的传承的。为此,必须改革当下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和遴选机制,将更多对非遗传承有贡献的人才纳入到各级政府选拔体系中并得到切实保护。同时在制度上和实践上切实发挥非遗传承人的传承作用,改变传承人自发性的传承努力。其四,在当下的荆州花鼓戏的场域中,文化资本的主要掌控者的意志与相关政策未能真正顺应荆州花鼓戏传承的规律和需要,因此,有必要转换观念,改革游戏规则,革除“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消除“一切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5重新配置荆州花鼓戏场域中的资本,推动荆州花鼓戏更为茁壮的发展、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