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并维持了高速增长。但同时,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重大环境事故时有发生,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中国环境质量的日益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环境政策不完善、政策体系及制度存在缺陷等,中国当前亟需进行环境政策创新,以有效改善环境质量、缓解环境污染压力。因此,深入研究环境政策的创新机制并对政策创新的绩效进行评估十分重要。本文分别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分析了环境政策的需求、供给和选择机制,以及政策创新绩效评估的理论机制,继而通过环境CGE模型,以污染税为例,实证分析了中国环境政策的创新绩效。本文就环境政策及环境政策创新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并运用相关利益集团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及环境经济学理论将环境政策的需求、供给和选择机制纳入经济学框架下进行了理论探讨。其次,提出了环境政策创新的目标,即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中间目标,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环境政策创新的具体路径,提出了一体化导向的环境政策创新、市场化导向的环境政策创新和需求导向的环境政策创新三种路径。在实证模拟部分,本文通过构建环境CGE模型,并在2010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的环境SAM表作为模型模拟运算的数据基础,以水污染税和硫税为例,分别从污染减排效果、宏观经济冲击和产业结构调整三个方面评估了环境政策创新的绩效。模型的模拟仿真结果表明,当单独实施水污染税或硫税时,两种污染税均能显著降低COD和SO2的排放量,但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作用均呈现边际递减。这一结果验证了环境政策创新污染减排效果的显著性和有效性;在宏观经济冲击方面,单独开征水污染税或硫税都对GDP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硫税所带来的负效应远高于水污染税,这是因为煤炭的消耗是二氧化硫的主要来源,而煤炭在中国工业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二氧化硫排放量实施较强约束将对经济系统造成较大的冲击;在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方面,两类污染税均同时导致重污染产业和清洁产业的产出下降,但对清洁产业产出增长的负向影响程度远远小于对重污染产业的影响强度,即对重污染产业发展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因此污染税的开征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清洁化调整,另一方面,硫税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显著优于水污染税。当同时征收水污染税和硫税时,其污染减排效果优于单独征收任意一种污染税的情形,但同时,其对宏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负面冲击亦大于单独征收任意一种污染税的情形。然而,模型运算数据显示,即便在2.5倍税率下,GDP及各部门产出的下降程度也极为有限。这表明,中国企业已经有能力承受更严厉的环境政策。因此,中国进行环境政策创新、提高政策强度的时机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