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价值创造,全球的价值创造由日益频繁的跨国贸易紧紧联系在一起,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应运而生。一方面,目前学界想要通过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数来指导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风险,汇率冲击无论对于国家政策制定还是企业生产规划都至关重要。事实上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汇率的传导和免疫产生新的内涵与影响的过程。目前鲜有研究通过把汇率传导纳入全球价值链框架来分析其全球价值链影响的。要想识别汇率是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必须先解决的问题是汇率是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传导的。由于跨国企业作为连接全球价值链的最小单元,同样也是汇率冲击下决策的最小经济主体,本文首先通过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定价模型,基于理性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分析出企业可以通过三种效应来实现汇率冲击的“免疫”（减少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即汇率免疫策略的三项策略选择。它们分别是:1.数量效应（改变进出口数量）;2.价值构成再分配效应（降低进出口商品中的国外增加值比例）;3.竞争力提升激励效应（通过提高行业的竞争力来降低需求价格弹性）。接着本文研究企业这三种汇率免疫策略的具体全球价值链影响。本文研究的背景是基于产品制造分工不断细化,各国中间品贸易频繁、规模日益增大的现实情况。单纯一个国家的名义汇率并不能反映出一个行业在跨国交易之中真正面临的价格变化,而实际有效汇率将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通过加权的方式反映到汇率中,是行业真实面临的汇率水平。本文使用基于产品、面向行业的测算方法,测算了我国2000年—2015年33个行业基于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趋势呈斜S形:经历了一个先小幅上升,回落后再保持持续上升的过程。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比较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这和我国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时间点基本保持一致。但是随着人民币不断保持持续上升趋势的同时,行业之间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差异也有扩大的趋势。非服务业相比于服务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实际有效汇率增值幅度更大,波动性也更明显。基于中间品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的现实,全球价值链嵌入不能仅仅考虑出口的单向联系,而应该考虑进口与出口的双向联系。为了更好地识别汇率冲击对价值链嵌入的总体影响以及不同免疫策略产生的各种价值链效应,和传统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标仅仅考虑出口的增加值分解不同,本文将进口也纳入增加值分解的范围,将进出口商品的增加值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测算了改良后的中国2005年—2014年26个行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价值链参与指数并提出价值链贡献指数。结果表明相比传统价值链测算指标考虑进口后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参与度上都有所下降,且行业之间的差异性更加明显。价值链贡献指数除了个别行业之外整体呈微弱的波动态势,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接着本文将分行业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作为核心变量,构建分行业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多维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降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但是却能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地位。相对于进口而言,数量效应和价值构成再分配效应在出口中表现得更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证实了企业确实可以通过调整自己进出口商品的价值构成,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来实现汇率免疫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最后本文探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于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服务业的数量效应非常明显,价值构成再分配效应相对较弱,相比于非服务业其汇率免疫能力更弱。实证结果还表明厂商在汇率冲击下选择汇率免疫策略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表现为:数量效应会降低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和价值链参与度;价值构成再分配效应和能够提升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降低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竞争力提升效应能够同时提升行业的价值链地位和价值链参与度。根据本文的结论,我们认为汇率的改革不应过于激进,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应该注重为企业构建适度稳定的汇率环境,为企业免疫汇率冲击创造条件,以此为企业的生产调整和产业升级争取缓冲的时间。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企业在汇率冲击下发挥竞争力提升激励效应,鼓励技术创新,做好产业扶持工作,尤其是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企业方面应该合理规划生产规模,积极调整生产中的价值构成,努力提升自己价值创造的能力,减少对国外的增加值的依赖。只有优化产业规模,促进产业升级,提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获得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也就是实现真正意义上实现汇率免疫和价值链地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