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二元结构鲜明的国家,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距是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从8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先后8次发布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一号文件”,2006年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这一政策的落实首要的就是重建、新建农村的公共品,特别是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性公共品,为此,中央拨付了巨额的转移支付资金。 如何将中央政府对于“三农”的巨额转移支付最好地利用,使之产生最大的效益呢?这就需要制度的保障。本文以中部传统农区为考察对象,试图从分析原有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出发,寻找帕累托改进的途径,在以需求为导向配置供给的同时实现公共制度的3“E”(经济、效率、效益)目标。文中既有历史的追溯,也有现实的比较;既进行了规范的理论分析,又采用了大量的实证材料以资佐证。 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主要介绍概念的界定、选题的意义、调查地点和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第二部分阐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变迁。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机制、资金安排、成本分摊、生产以及监督管理的制度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压力,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三部分是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面临的困境和矛盾的思考。税费改革给供给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而原有的决策和成本分摊机制下农民对自身真实的需求意愿选择了隐藏,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文章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概括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别国经验。第四部分对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分析论证了地区差异、个体差异的存在,本文尝试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机制。第五部分对供给如何满足需求进行了分析,就其过程中的困惑、现实难题、政府定位做了剖析。第六部分为结论部分,总结全文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