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在唐代文学革新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于有唐一代盛名不衰,其出生地、性情风貌、思想资源和自身的传播意识、交游经历、政治活动等都作用于他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而陈氏提倡的以“风骨”、“兴寄”为代表的复古主义诗论,夺汉魏之风骨、变陈梁之绮丽,在初盛唐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其千古名篇《登幽州台歌》及《感遇》等五言古诗创作更奠定了“盛唐之音”的发展基础。在陈子昂逝世近半个世纪的盛唐前期诗坛上,开元贤相张九龄自觉继承、弘扬了风雅比兴的优良传统,更集中创作兴寄体式的《杂诗》和同名《感遇》组诗,“首创清澹之派”。陈子昂提出的以复古为革新的诗歌理论,通过张九龄的继承与革新,迅速到达了盛唐诗国。之后的盛唐诸大家继续高举汉魏风骨大旗,宗风雅兴寄以彻底清扫六朝绮靡之风,使陈子昂一派的复古诗学渐趋主流,其倡导的“兴寄”观不仅成为基本的诗歌艺术手法,当中关于文学干预社会现实、寄托政治理想的要求也进一步得到发扬;至于“风骨”美学准则,在主气势壮阔、情感豪雄的盛唐诗坛更成了诗歌创作的主导旋律和共同经脉所在。从五言诗的发展历程而言,李白基于同乡文化情节,与陈子昂“先后合德”,全面接受其复古诗学观念,他批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文学发展情况,同时极力呼吁清新诗风,创作上以五古大型组诗《古风五十九首》为代表,“多效陈子昂”。杜甫用“终古立忠义”一语高度评价陈子昂的《感遇》诗,将人品、文品结合而论;他主要接受其宣扬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推祟“比兴体制”,要求书写“微婉顿挫之词”,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个维度提升了陈子昂诗学的美学内涵。安史之乱后杜甫致力于写作长篇五古,具有直陈世事、感讽时政、关心民生疾苦、表现讽喻之旨的特征,即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伦理观念融入“兴寄”理论之中。总体来看,盛唐诗人对陈子昂的接受呈现出全面性继承、超越性发展的特点,他关于怀古、边塞、幽居、山水等的创作题材也构成盛唐诗最重要的几条发展脉络。盛唐边塞诗派中的高适效法陈子昂,寓强烈的现实关怀于边塞题材之中,为其倾心于“寄兴”的诗风开辟了方向。王维早年的边塞诗歌也有慷慨济世的写实倾向,在体制、风格、表现主题等方面与高岑诗派或陈诗都很相近。而陈子昂近体律诗“平淡简远”的风格取向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也颇有影响,“诗佛”王维又接受了其中一些清新隽永、颇具禅味的山水诗、赠僧诗启发;等。盛唐诸大家对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创作的接受巩固了其基本文学史地位,也使得他在初唐发起的文学革新活动具有了时间上的延续性。开元、天宝年间,殷璠以编辑唐人诗选《河岳英灵集》的方式为盛唐诗坛大势作总结,指出当时作者“既闲新声,复晓古体”,诗歌创作则呈现出“声律风骨兼备”的崭新艺术境界,这可以认为是陈子昂的诗学理论在盛唐的继续发展和成功实践。玄宗诗坛的这股复古主义思潮,无疑推动了盛唐诗歌风貌的最终定型。总之,陈子昂的文学革新实践开一代唐音,考察盛唐文人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的接受情况,不仅可以获得关于陈子昂研究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认识,明确他在唐代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对了解相关诗人诗歌的内部发生机制和唐代诗学规律的演进也是有帮助的。尽管中晚唐以后诗文风尚发生巨大转变,但通过李、杜等盛唐诗歌大家的传播、接受、弘扬和改进,陈氏以复古为革新的诗学观念历久弥新,并形成累积效应,对后世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