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掀起了研究《论语》的又一股热潮,其中康有为和杨树达代表了研究《论语》的不同路数,这跟家庭背景、个人经历、性格特点等都有关系。康有为主要受西方政治的影响,而杨树达主要受西方语法学的影响；康有为是积极参与现实的士大夫形象,而杨树达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学者形象；康有为注重主观性,杨树达注重客观性；康有为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为时代服务,而杨树达强调学术的真理性,为学术而学术；康有为强调时代儒学意义上的孔子,而杨树达强调原始儒学意义上的孔子；康有为的学术背景和治学路径主要为公羊三世说、小康大同说、孔教说、君主立宪制、经济近代化和进化论,而杨树达的学术背景和治学路径主要为朴学、史料学、文法学和语源学。在内容上,康有为融今于古,其注解充满时代气息,运用大量现代语汇,主要包括政治语汇、生物语汇、“公+某”语汇和国名语汇；而杨树达侧重“信而好古”,其证文颇为可观,按内容分为疏解之文、说明之文和说理之文。在孔子思想的解读上,两人均站在开明进步的立场,力求有理有据,但康有为侧重于“注”,更大胆,经常过度发挥,一方面极力回护孔子,另一方面对孔子思想进行改造,实际上利用孔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杨树达侧重于“证”,更慎重,有一说一,尽量还原孔子,有时甚至对孔子提出委婉的批评。在特点上,两人均采取汉宋调和的态度,但康有为侧重于汉学,推崇今文经学,排斥古文经学,而杨树达侧重于宋学,深得宋学中类书的精髓,使《论语疏证》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注经方式也有差异,康有为采取“六经注我”,而杨树达采取“我注六经”。在影响上,两本注均有较高学术价值,研究方法均有可取之处,但《论语注》主要是政治价值,它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和社会转型,而《论语疏证》主要是学术价值,史料丰富,训诂严谨,义理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