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社会国”(Sozialstaat)思想，直接源于魏玛共和国时代，并在德国基本法中获得确认，成为联邦德国立国的宪法原则，并通过多项法律中的国策条款及司法判例得以贯彻和发展。　　“社会国”的概念及其内涵历来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社会国就是致力于或是应当致力于社会任务的国家。其基本价值在于确保自由民主国家中的社会正义和社会保障，要求国家对社会经济予以干预与协调，对自由法治国传统下的资本主义秩序予以调节和改良。它要求国家通过法律等形式，克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弊病，保护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使他们免受失业、疾病、无家可归等各种社会风险困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是平等原则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实现。　　德国“社会国”思想是在德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出于德国这个后发达国家在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压力下，亟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国”思想成为德意志道路独特的重要支柱。其思想渊源主要有三支:最重要、也是源远流长的是德国国家主义的滋养，这一在普鲁士精神支撑下，吸收了德国浪漫主义、古典哲学（特别是它的法哲学思想）和历史主义经济学派思想的学说，明确了国家的权威，对国家干预、改造社会的能力抱以充分的信任和肯定，代表了德国中上层的基本利益，力图在国家对社会的改造过程中，维护既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另一种重要的思想是社会民主主义，其长期代表德国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其思想经历由社会革命向改良主义的演变过程，但其强调的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旗帜始终没有完全抛弃，与国家主义思想相比，更突出的强调了国家对社会的责任，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之职，更重视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变革;与社会民主主义（其可视为对经典社会主义主张的修正）相对，德国新自由主义是对传统的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改良，在坚持原有的自由和效率原则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秩序的价值作用，力求在自由和权威之间、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德国的“社会国”实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从宏观的社会经济秩序框架的构建，到对微观的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协调，从保护垄断企业的确立，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完善，使被称为“莱茵模式”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新生产关系得以基本确立，为德国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精英企图以经济的现代化来回避可能影响其特权地位的国家政治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使其终究无法应对其严峻的内外部挑战，最终只能把国家拖向了战争的不归路;正是在旧帝国的废墟上，魏玛共和国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社会实验，力图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稳定，以《魏玛宪法》为象征，将国家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社会福利国家原则的基础上，推行一系列社会改良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福利的范围，并以“经济民主”为旗帜，进行了一次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化”尝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由于共和国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最终在极端力量的联合夹击下彻底崩溃，所取得的成就被纳粹政权付之一炬，令人扼腕;直到二战后，在经历了民主化改造、以“社会市场经济”为旗帜的联邦德国条件下，才真正实现了德国社会经济秩序的平稳发展。从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到福利国家的确立时期，国家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社会经济进行总体调节的职能，始终注重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继承和发展企业雇员共同决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迅速复兴和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一系列相关法律中，体现出“社会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并获得了联邦宪法法院等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与支持。　　德国的“社会国”思想，对目前同样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在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国家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构建和调整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这是现代国家的职责所在，更是后发达国家实行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它的一些具体举措也值得重视，如国家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和超越、将国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的重视、在不同时期社会政策实施对象和价值观的选择问题，特别是其对国家伦理和能力建设的重视，对干预和建构力度的审慎和适度把握，很值得关注和学习。　　在借鉴德国的“社会国”思想的经验时，也要利用一些积极的因素，如相似的内外部环境和现代化进程中的规律要求、两国传统文化中的相通之处，特别是要注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极大的俄罗斯、日本以及我国在中华民国时期（包括目前的台湾地区），其法律制度构建中对德国“社会国思想”进行吸收、借鉴和发展的合理因素，以及在现实中国法制建设中加以借鉴的可能空间，特别是“社会国”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共性内容;但也要认识到中德之间在文化背景、发展水平、现实根本制度、发展方向上的差异乃至对立，特别是要认识到“社会国”自身的局限性，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