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项对现代性语境中的贫困、反贫困基础理论的研究，着力于对现代性贫困话语的本体论、认识论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索。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常识”，即以物质财富占有的多寡能否满足人类需要的贫困观所描述的并非是一种亘古以来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现代文明的建构。现代性贫困话语其实是在一个个权力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历史的、现实的权力博弈决定了贫困话语的形式以及可能的领域——现代性贫困话语只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什么自然律则的发现，也远不是一种普遍“真理”的反映。贫困究其本质，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是人与人关系、地位的表达。也就是说主要从经济意义上获得定义和阐释的现代性贫困，只是现代社会分化、分层借助于物质财富和货币收入等价值形式的一种表达。这是本文对贫困本体论的一种初步的判断。 现代性贫困话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源自于西方社会结构和文化基质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古典时代以穷为“恶”的贫困观到中世纪的以穷为“荣”的贫困观，再到现代性的贫困观，这其中既有重大的断裂，也有重要的连续性，其中关键的转折点在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的等诸多力量运动的作用下，西方关于贫困的认识完成了去道德化和“祛魅”，实现了世俗化和理性化。贫困的经济意义被发现，穷人的劳作成为社会财富之源，贫困作为一种市场经济社会不可获缺的社会要素，被赋予了自然的、符合理性的意味。而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在西方经济、政治力量的影响和干预下，贫困的现代性话语已逐渐成为各民族、各文化和社会制度间关于贫困问题认知的共同基础。 贫困性“他者”的建构，是关于贫困的权力-知识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进步论派人类学在进步、发展观念的引导下，为西方提供了非西方世界的匮乏、短缺的物质生活图像，并相对于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的西方世界将非西方土著纳入了蒙昧或野蛮的进化低端层次，由此构建起影响深远，几乎是常识性的“贫困性他者”形象，并纳入其臆断的进化历史当中，从而将土著居民的“贫困”归咎为缺乏理性的思维，生性懒惰以及科学技术手段的落后，进而在有意或无意中掩盖了非西方世界遭受西方世界殖民侵袭、剥夺而贫困的真实历史。而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苦聪人、布须曼人等前现代社会的人们过着原初而丰腴的生活，他们有着与市场经济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因此，所谓“野蛮”与“文明”、“富裕”与“贫困”的区别是在一个十分现实的权力格局中被界定的，有关原始人野蛮、贫困和落后是代表殖民主义宗主国利益的话语霸权者夸张地描绘和建构出来的。在现代性全球扩张的背景下，贫困群体顺乎自然地被贴上“前现代”、“非理性”和“未开化”等前现代标签，反贫困/发展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性在贫困群体中逐渐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通过积极规划、干预穷人的生活世界，普及现代性的观念和意识，改变穷人生存方式，将其纳入现代性的整体社会工程之中。反贫困/发展话语并非是一种自然生发的过程，也非知识领域的重大突破，而是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权力斗争的产物，但其鼓吹者却将意识形态掩饰在方法论力量的背后，将他们构建的理论宣称为普世的、总体性的。这种话语倡导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以手段-目的的工具理性作为人们达致幸福的行为准则；以线形发展观作为摆脱贫穷的目标，通过技术进步、发展经济作为脱贫的基本手段；同时还将贫困群体设想为越轨的“他者”，强调对穷人的规训和管制。 尽管在实践中，反贫困/发展话语努力做出调整，以适应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贫困群体的具体场景，但其现代性的理论预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导致了贫困群体对发展/援助者干预其生活世界的对立和反抗，反贫困/发展话语当前正处于现代性危机之中。如果把贫困视为一种社会性存在，工具理性的现代化和“发展”为语境的反贫困战略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因为贫困就是这种话语内生的一个部分，而且它本身也在不断制造着其声称所要消除的东西。因此，在当前这样一个倡导价值和选择多样性的时代，本文提倡援助者/发展方应当虚心去了解贫困者的生活世界的内容，尊重他们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应当将所了解到的地方性的经验和知识与政治实践联系起来，为贫困群体重建他们的生活世界，重建他们正在消失的共同体、重建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提供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知识上的支持和帮助。这或许是反贫困/发展走出现代性困境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