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是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典范,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人才培养是大学最基本的职能,是评价一所大学的首要指标,也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北京大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传统与特色,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时期和蒋梦麟时期人才培养状况的考察,展现蔡元培对北大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中的奠基作用和蒋梦麟的发展与完善,总结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试图为当前的人才培养创新提供借鉴。清末民初的北京大学依然处在向近代大学转变的过程中,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自身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即使是到了民国初年,经过严复、何燏时、胡仁源等人的努力,学校规模虽然有所扩大,但教育宗旨、教育内容依然是封建的,教学管理上也是专制的。尤其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北京大学甚至是封建衙门,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其教育功能的发挥。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明确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培养的人才应是“硕学宏材”。在这一核心理念指导下,蔡元培明确了学生求学的宗旨,聘任博学与热心的教员,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管理制度;其次,改革学校行政管理体制,设立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再次,改革学科设置,重点发展文理科,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实行选科制;最后,大力扶植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和各种社团,纯洁和丰富校园文化。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北京大学的管理体系和整个人才培养体系逐步确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基本形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北京大学被先后并入京师大学校和中华大学,一度失去独立办学权,虽于1929年8月复校,但教学秩序混乱、优秀教员缺乏、教育经费异常短缺。蒋梦麟临危受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秉承了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适时、适度地进行了改革:在学校管理上本着教授治校的原则,实行“教授治学校长治校”制度,将教授们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学校体系上实行学院制,学院下设教学系,纵向分割相应的管理事务,大大提高了效率;教学管理上实行选科制的同时,采用学分制;人才培养继续强调学术意识和能力的同时,注重专业化的训练,尤其是重视理科各专业的发展。经过蒋梦麟与全校师生几年的努力,北京大学实现了“中兴”,注重个性发展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经过蔡元培与蒋梦麟的共同努力,北京大学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理念为基础,北京大学将具有健全人格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硕学宏材”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北京大学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特别注重学术能力的培养和学生自动自治能力的养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批的北大人,他们以富有爱国热情、追求自由、个性突出、具备较强学术能力为特点。在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中,校长教育理念、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教师群体等因素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的人才培养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汲取经验:人才培养要以深厚理念为先导;科学合理的培养体系为基础;高素质的教师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