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我国的法治建设却没能完全的与我国经济、社会同步,即使我国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框架,但现实社会中仍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及时的被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20世纪以来,政府的权力愈发扩张,行政权愈来愈多的浸入到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公民有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力,这也使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产生了愈来愈密切的联系,当利益主体产生争议时,行政、民事交叉案件便也由一个崭新的角色登上法律舞台。行政、民事交叉案件严格的说不是一个新事物,世界各国早已经对此有了大量的研究并已经取得了许多科学而有特色的成果,但在我国,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这类案件仍没有取得一致的观点,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对于学术的发展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但理论上的分歧却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司法实务界中行政、民事业务庭管辖推诿、法院矛盾判决重生、当事人权益难救济等一系列的难题,这无疑对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权威,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及时地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地解决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的办法刻不容缓。在现在的学术界,主张以“附带诉讼”的模式来解决交叉案件的观点似乎占据主流位置；除了“附带诉讼”模式外,许多学者还主张汲取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验,建立起诸如一元、二元或者混合诉讼模式来解决此类案件；笔者认为虽然上述观点,或多或少的存在些合理性理由,但由于行政、民事交叉案件本身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不管是“附带诉讼”还是其他观点其本身的特点似乎都不能彻底解决此类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通过结合我国司法实务界的经验和一些理论原理,试图构建出一条真正适合我国特殊国情的解决办法。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对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做了一些理论概述,通过对交叉案件的概念和案件产生的原因做了一些粗略的论述,希望能从源头上对此类交叉案件有一些清楚的认识为下文问题的解决奠定一些理论基础。文章的第二部分则是对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的讨论现状做了些概括,对当今国内外对此类案件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介绍,并着重分析了“附带诉讼”审理模式及其不足,为笔者观点的提出做了铺垫。文章的第三部分则主要是笔者对行政、民事交叉案件解决模式的探讨。笔者以另一种角度将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分为两大类,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两类案件的处理模式进行了详实地论述,以主干和配套设计为双轨,共同支撑起笔者独特的处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