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消费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推进城镇化战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背景下,不仅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向城市转移,而且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将更加活跃。因此,研究两亿多流动人口的消费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流动人口消费的研究还存在一定问题,如只重视研究流入地的消费行为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忽视了在流出地的消费问题、老一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所使用数据多局限在某一城市或地区,权威性有待提高。本研究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项调查的权威数据,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消费行为分别进行研究,与城镇居民比较后发现,流动人口陷入了两栖性消费困境。主要体现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消费倾向远低于城镇居民,即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差距不大,但是消费水平严重偏低;而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寄钱回家,维持流出地的家庭消费支出,甚至为在家乡建房购房、养老做准备。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流动人口陷入了消费困境?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运用线性回归模型、Tobit模型和CLAD模型,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不同类型城市有何差异,二是流出地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三是流动人口跨地区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四是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境及原因。本研究共分七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目标和思路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创新点。第二章是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章分别研究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消费现状和特征,并与流入地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比较,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第四章主要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分城市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运用Tobit、CLAD模型分析流出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第五章主要研究市民化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作用。建构了流动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测量出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分析了市民化对流入地和流出地消费行为的双重影响,探讨了市民化与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关系。第六章以市民化为视角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排斥与歧视等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境,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通过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收入是决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消费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收入越高,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越高。新生代、非农业户口、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等个体性特征,省内跨市流动、定居性等流动特征以及家庭迁移特征对流入地的家庭消费水平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就业身份、单位行业、职业类别、社会保险的影响则存在差异。流出地的拉力越大,寄往家乡的汇款越多,就越会制约流入地的消费行为。(2)不同类型城市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差异明显,影响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家庭收入、夫妻共同流动、子女随迁对不同类型城市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代际、户口、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和单位行业等因素的作用则不尽相同。(3)流出地的消费行为主要受流出地家庭收入的影响,但来自流入地的汇款在维持日常消费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老一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子女还在老家的流动人口,其在流出地的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参加新农合能有助于增加流出地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新农保的影响则并不显著。(4)市民化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流出地的消费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正是由于目前低水平的市民化,导致他们不得不把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家乡,并用汇款来维持流出地的部分消费。市民化对不同类型城市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不同,对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影响最大,对东南沿海城市的影响最小。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既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与消费的关系,或者把消费水平仅作为市民化的体现形式,而本研究则建立了包含身份认同在内的市民化水平指标体系,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流出地的消费行为,再以市民化为视角研究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两栖性问题。(2)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确实存在两栖性消费困境问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而在流出地又必须维持一定的消费,揭示了市民化对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市民化水平越高,越会把较多地收入用于流入地的消费。本研究还揭示了,虽然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低,但是提高其市民化水平,对流入地消费行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新生代,且会显著降低其在流出地的消费水平,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提升则对降低流出地的消费行为几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