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初大量上市公司发布了业绩预亏公告,其中仅2019年1月31日当天就有4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亏公告。上市公司的业绩预亏公告往往伴随着公司股价的大幅波动,导致广大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失。在上述业绩预亏公告中,多家上市公司提及大额商誉减值为当期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类似情形在2020年1月再度发生。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商誉,主要来自于并购交易。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在界定商誉的定义时认为,商誉是指并购过程中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在实务中,当现时资产预计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比原来入账时所预计的要低时,企业就会进行资产减值。商誉作为公司的一种固定资产,当购买的并购标的实现的业绩未达到并购时的预期业绩时,公司便会对相应的商誉进行减值。作为并购交易重要的外部中介机构之一,审计师对并购交易具有重要影响。首先,为了降低并购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作为主并方的上市公司通常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并购标的进行专项审计。并购交易审计师主要负责被并购方的历史财务报表以及盈利预测报告等方面的鉴证服务,为并购双方对并购标的进行合理估值提供可靠依据。因此,并购审计质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并购交易的质量,而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又能显著影响并购审计质量。其次,中国证监会于2008年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当上市公司采取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时,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根据上述规定,上市公司除了在并购交易过程中需要审计中介机构提供并购相关的鉴证服务,在并购完成后依然需要审计师对被并购标的业绩承诺履行情况提供鉴证服务。综上,我们认为,并购交易审计师对被并购目标的估值、业绩承诺的制订以及后续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审核都具有重要影响,有必要对并购交易审计师相关内容展开深入研究。以往有关审计师选择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年报审计师,鲜少有文献对提供其他鉴证服务的审计师进行研究。考虑到上文所述的并购交易审计师的重要影响,本文对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深入探讨。外部审计机构在并购交易前后会向主并方提供三类鉴证服务:并购交易审计、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审核和常规的年报审计,而这三类鉴证服务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具体而言,并购交易的主要契约条款及审计结果会影响业绩承诺中的业绩目标,因此与并购后的业绩承诺审核业务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并购交易作为年内发生的重大新增交易,显然会影响并购当年的年报审计业务。作者基于手工整理的2008-2017年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并购交易信息和并购后的业绩承诺审核信息,同时结合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信息,以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契约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对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如何影响业绩承诺审核与并购当年年报审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反映了被并购方对并购契约的执行能力,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并购交易质量。现有关于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文章多为分析性文章,且较少有文献对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影响因素展开系统性地研究,这使我们无法对近年来业绩承诺相关的法规政策的有效性作出合理评价。年报审计质量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但传统的年报审计意见购买研究主要依靠审计师变更与审计结果年度间变化的关联性推断审计意见购买的存在与否,而无法直接观察管理层出于审计意见购买动机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潜在联系。并购交易审计为我们深入研究业绩承诺履行和年报审计质量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研究机会。首先,作者通过阅读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并购交易报告,对2008-2017年之间的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情况进行了梳理。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的统计结果,以上市公司作为主导方的并购交易中,有约70%的观测选择了上期年报审计师负责并购标的审计,另有约30%的观测则聘请了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购标的。以上统计结果表明,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愿意发生额外成本选聘其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并购标的审计,这可能意味着上市公司在选择并购交易审计师时,除了考虑信任和效率成本因素,还存在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为此,本文检验了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司与年报审计师存在意见分歧时,主并方更倾向于选择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并购标的审计。此外,被并购标的规模相对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在并购审计师选择上也相对有更多的话语权,负责并购交易的审计师就更有可能来自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师以外的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的治理水平会显著抑制上述机会主义行为。具体来看,当公司的监事会规模越大,意味着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越好,管理层进行并购审计师选择时受到上期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会显著减小;当跟踪上市公司的分析师团队、有关上市公司的机构调研报告数量越多,意味着公司外部治理水平越高,则上期非标准审计意见对管理层的非常规并购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也会显著降低。其次,作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2017年间的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发现我国并购交易市场的业绩承诺完成概率约为85%,表明大部分业绩承诺能够按约完成。在此基础上,本文检验了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对业绩承诺审核结果的影响,发现当上市公司在并购交易中选择了另一家非年报审计师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在审核对应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时会采用更宽松的标准,业绩承诺的审核结果也显著更好。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越高,管理层对业绩承诺审核审计师的威胁效应会显著下降。此外,在细分了业绩承诺审核审计师、增加了其他审核审计师观测、排除了消极式无保留审核意见的影响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最后,本文检验了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与并购当期年报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公司在进行并购交易时选择了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后,并购当期的年报审计意见较之上一年度会得到显著改善,说明管理层通过并购审计师选择这一行为实现了年报审计意见购买。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并购当年的年报审计师是否发生变更,公司的年报审计意见都获得了显著改善,意味着无论是更换年报审计师带来的解聘效应,还是未更换年报审计师形成的解聘威胁效应,都能够显著改善年报审计意见。在进行了一系列缓解内生性的稳健性测试后,以上结果依然稳健。本文以我国并购交易市场上的并购审计师选择作为研究切入点,全面考察了外部审计中介机构在上市公司并购交易前后所提供的鉴证服务的质量,检验了管理层如何通过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损害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从而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其他鉴证业务中获得更宽松的待遇。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上市公司通过并购交易中的非常规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行为触发了外部治理力量之间的利益冲突,显著削弱了外部中介机构的治理效果。本文有助于资本市场投资者、相关监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等众多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更深入了解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关并购交易审计师决策背后的含义与影响,丰富和拓展了有关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和年报审计意见购买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1）以往有关审计师变更领域的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年报审计师,本文研究了公司在非年报审计业务——并购标的审计业务上的审计师选择,丰富了与审计师变更相关的研究领域的文献;（2）以往有关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文献多为现状描述的分析性文章,本文对我国并购交易市场上的业绩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大样本分析,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业绩承诺审核结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检验;（3）传统的年报审计意见购买研究通常难以直接观察到管理层与年报审计师之外的其他审计中介机构出于购买有利审计结果而在更换年报审计师之前发生的潜在联系,本文以并购交易审计师选择作为研究契机,检验了外部治理力量之间相互竞争对年报审计师独立性产生的负面影响;（4）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不同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层的约束或激励作用,本文则展示了公司管理层通过制造出外部治理力量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实现对每一项外部治理目标的削弱效果,深化了管理层可能如何对公司治理机制实施反制的理解。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监管部门、资本市场投资者、上市公司管理层、审计中介机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1）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监管部门出台有关上市公司选聘并购交易审计机构相关的政策提供了依据;（2）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更深入地理解上市公司管理层非常规并购审计师选择行为背后的经济含义;（3）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完善与并购交易审计师选聘相关的内部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4）本文为审计中介机构如何在并购交易前后为上市公司提供鉴证服务时保持独立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