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的数据探讨了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CSR（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在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公司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董事会和高管团队的性别多样化是否制约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1）研究动机本文的研究动机来自于最近关于许多国家或组织关于董事会性别多样化的监管趋势和社会现象在中国的特殊体现。①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本研究旨在评估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特别关注女性作为董事会成员的角色作用。由于没有女性董事的参与,促使许多国家的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引入性别配额制度。许多国家采取了各种主动行动,包括管制和自愿行动,以增加女性在董事会层级的代表。欧盟支持鼓励女性担任最高管理职位,并接受关于监事会性别配额平等的建议。因此,该委员会建议,到2010年董事会40%的席位应分配给女性。许多欧洲国家遵守了这一建议,批准了要求董事会中有更多女性董事的法律。例如,挪威在200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董事会必须由40%的女性和60%的男性组成。同样,西班牙在2015年将其列为强制性条件。继西班牙和挪威之后,其他欧洲国家也考虑过类似的法律,但在中国没有发现这样的法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增强利益相关者责任的重要手段。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环境中,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竞争的要求,因此许多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因素,进而对道德价值、规范和原则的有效管理成为公司在中长期维护其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些声誉的称赞,许多研究者运用各种理论来探索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真正动因。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来看,企业必须建立包含广泛利益相关者的政策机制。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提供了满足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期望的机会,企业社会责任记录越好,监管部门的反应越好,媒体的报道越多,企业的声誉也就越好。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并保持良好的联系可以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从而提高销售和利润,吸引新的股东。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组织中鼓励管理者进行战略规划、治理、决策、风险管理过程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提高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准确性。合法性理论认为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管理社会对企业经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认知的一种策略。表现较好的企业需要履行对社会和社会利益的承诺,更全面地报告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以避免监管。正是由于财务资源的可用性,企业才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表现和社会责任报告。根据松弛资源理论,企业盈利水平越高,个体企业报告的社会责任活动就越多。因此,企业原始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行为依赖于剩余经济资源的可用性。更好的企业绩效更有可能导致财务资源过剩,从而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而较低的经济绩效则可能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的减少。由于缺乏监管成本和利受到益相关者的影响,中国大多数公司在决定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时主要考虑的是盈利能力。因此,当公司业绩良好时,这就激励和鼓励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实施。传统理论认为,企业背后的根本动机是通过满足投资者的利润最大化期望,使代理成本最小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然而,当今跨国性的公司也同样与债务人、客户和供应商签订了具有不同社会和环境政策的合同。因此,公司必须满足社会利益和环境政策监管的需求,以及更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达成一致。有些研究涉及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和公司盈利能力问题,但很少有研究检查女性董事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作用,以往的研究没有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能在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业绩之间起到中介作用。②本文的研究基于一些社会现象在中国的特殊体现。如最近有关研究发现:全球顶级管理团队中女性董事的比例急剧上升。这主要是因为男性比女性更关注收入、更容易从事不道德的行为、更加在乎在组织中的地位和领导的权力。相比之下,高管职位上的女性则被描述为更专注于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更讲道德、更厌恶风险和更完美主义者。更有趣的结论是:女性董事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制的国家里。中国的特殊政策环境给研究提供了机会。目前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司治理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参考。而过去关于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公司治理经验丰富,法律、经济和制度框架清晰。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学术界关注不够。因此,有人认为,由于具有不同的公司治理、法律和经济环境,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更值得研究。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在xi多大程度上抑制盈余管理问题需要探索。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致主张实行性别平等政策,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因此,利用上市公司数据观察这种地位是否有助于中国女性在中国企业担任高管职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此外,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现有的性别平等政策环境为调查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对盈余管理的潜在影响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发达国家以外,很少有机会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现有研究文献看,正如Li等人（2016）的研究总结: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例如,对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以往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上,将其作为操纵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一种做法,这作为一种操纵真实盈的手段也可能是非常有效的。管理人员经常使用这两种方法。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SOX）颁布后,真实盈余管理取代应计制盈余管理,成为管理者和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将这种兴趣的转变解释为这样一个事实:真实盈余管理成本高昂,而且监管机构和审计师监管很难识别。（2）研究路径与主要结果①研究路径。围绕研究目标,本文使用了国泰安数据库中2008年至2017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作为基本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滞后一年的数据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研究目标、研究设计和研究贡献,第二部分介绍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第三部分对有关文献进行总结、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概述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五部分是研究设计与方法,第六部分是实证结构分析与检验,最后是贡献与局限性。②研究结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检验企业社会责任（CSR）是否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之前的很多文献讨论过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本文研究主要通过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在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绩效之间中介效应的复杂现象,以及对公司治理效果的影响。本研究发现:董事会性别多样化指标（Blau）对公司绩效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支持了性别角色理论,女性董事被认为更加灵活,更有能力管理不确定的情况。与男性相比,女性董事和管理层能够更好地了解客户和市场,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和人力资本,因为这是与产出相关的个人特质,有创造力的个人也是提高企业绩效的资产。这一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因为与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对企业的长期绩效有积极的影响。此外,除了建立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直接联系外,本文还在理论和实证上提出并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在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和企业绩效之间有中介作用。该研究成果丰富了董事会性别多样化的相关文献。松弛资源理论也支持这一发现,因为财务松弛的企业会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项目,以达到更高的企业绩效标准。因此,公司承担多种形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董事会层面的性别多样化,并为之分配闲置资源,以对公司的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发现共同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说是促进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过滤器”。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了董事会性别多样化替代变量——女性董事比例。董事会性别多样化替代变量的结果证实了本文的主要发现,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充分中介了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主模型中可能出现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内生性,即因变量（企业绩效）可能影响任何一个自变量。本文使用了不同的模型,首先使用了董事会性别多样化指标滞后一年的数据,因为女性董事需要一些时间来影响董事会的决策。其次还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将董事会性别替代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可能满足与企业绩效无关,而与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决策有关的要求。研究结果也与本文的主要发现相一致。本文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检验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的性别多样化是否会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主要动机是检验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的性别多样化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是否有价值。由于盈余管理误导投资者,并掩盖了这些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中国监管机构致力于消除机会主义盈余行为,维护市场诚信。为了创造一个正确的企业环境,让中国企业能够更高效、更廉洁地运营,中国监管机构还发布了中国企业行为准则。本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模式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随着女性董事比例的增加,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减少。其次,在这两种模型（基于应计制和真实盈余模型）中没有发现女性首席执行官（CEO）和董事长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任何显著的关系。然而,这些不显著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样本中首席执行官（CEO）和董事长的比例较低,这一结果也表明,女性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晋升受到阻碍。这意味着在中国,首席执行官（CEO）和董事长都是男性控制的职位,所有模型中女性首席财务官（CFOs）的系数均具有高度显著性,且总体上女性首席财务官（CFOs）对盈余管理具有负向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与男性首席财务官相比,女性首席财务官（CFOs）在财务报告政策上更为稳健。的确,与男性财务官相比,女性财务官（CFOs）对利用公平规则的人际关系表现出更突出的关注,自然也更容易注意到对收入的操纵。这些发现与代理理论相一致,证明了女性高管提高了董事会的监督效率,从而提高了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与男性董事相比,女性董事通常被认为是成功的财务总监,因为她们能更好地监督管理报告,并对细节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专注。此外,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观,她们还可以在决策、举止和董事会的权力方面做得更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性别多样化的董事会不仅提高了她们的控制能力,而且在决策中显示出优势。因此,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存在是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和降低代理成本的关键公司治理工具。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首先测试了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成员会议频率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随后分析了女性董事在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职位上对真实盈余管理子类别的影响;最后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SLS）控制了内生性问题。（3）研究贡献与局限性①研究贡献。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将社会责任维度引入了实证研究。本文基于披露量与披露质量两个维度（GRI）准则的前提小,提出增加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维度,构建新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指标。从社会责任视角来考察,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披露数量上,而对披露质量进行实证研究较少。二是拓展了Lau（2016）等人研究的范围。本文主要重点是运用Rankins（RKS）评级来衡量中国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以前研究大多数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方法存在回复不理想和样本不足问题。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本文的样本主要采集了所有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本研究通过使用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二分类数据,首次制定中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披露得分”。三是考察了社会责任在治理中的中介效应。过去的研究没有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在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和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的可能性。本研究的结果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也适用于投资中国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四是考察了性别多样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可操控性应计盈余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未能涵盖董事会性别多样化的全部效应,特别是当管理者使用这两种盈余管理手段作xv为彼此的替代时,很少文献讨论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如何影响真实盈余管理。自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之后,管理者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是真实盈余管理,而不是可操控性的应计盈余管理,因为真实盈余管理成本很高并且难以被监管者识别。本文的研究通过检验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性别多样化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来尝试这方面的研究。该研究的结论增加了新兴经济体（中国）在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上的证据,并且提供了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中性别多样化对可操控性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方向的实证研究的文献。这些究结果不仅对于外部资本提供者和其他合作伙伴评价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是否普遍存在和财务报告的总体可靠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那些对与中国有着相似文化环境的其他亚洲市场感兴趣的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企业人员和投资者也有重要的意义。②研究局限。本文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一是本研究中文中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中介变量,但可能还有其他几个变量会中介或调节这种关系（例如,国有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未来的研究需要调查在各种情况下,包括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其他可能的企业社会责任变量。二是由于某些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的样本量比较小。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使用更大的样本量。三是本研究局限于特定的企业绩效指标。如Tobin’s Q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未来的研究可以运用更全面的企业绩效指标（会计指标和市场绩效指标,如股票收益率、市盈率等）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四是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董事会成员的国籍,以观察文化背景是否影响董事会的性别多样化。这些问题期待以后有更好的方案解决。（4）政策建议本研究对中国政府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和信息用户的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中国监管机构在规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时,充分考虑到性别多样化对于提高治理效果的作用,将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作为监管内容,为女性参与公司治理活动开辟新的前景。二是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强化公司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CSR）披露。这也支持了利益相关者需求的理论观点,即董事会对性别多样化的需求越来越大。因为女性董事比男性董事更能考虑到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三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该增加董事会和高管中女性董事的比例,因为女性能更为有效地抑制盈余管理,提高公平信息披露水平和盈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