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会议为研究对象,但无意于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会议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还原,而是希望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会议的考察,对文学会议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历史定位,以揭示文学会议在操作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原则与规范,以及这些原则与规范如何通过文学会议在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文代会是“十七年”时期文艺界的重大活动,是进行文学决策、部署文学任务、成立和改组领导机构的重要权力机关,其活动和运作也反映了文学领导体制的基本特征。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反映了文学决策的程序与原则,起草人的选择、政治权威的介入保证了决策的政治方向。而文代会的宣传、贯彻与执行则反映了文学决策的反馈机制,强大的政治组织保障和完备的配套体系使文学决策得以落实。可以说“十七年”文学的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体制的翻版,也因文学内部的矛盾重重使文学决策充满了权力争夺和利益平衡。组建文艺队伍是文学会议的重要功能之一。文代会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在选择代表时所制定的方法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构成了文艺界选择作家进入文艺队伍、对作家进行政治评价和文学定位的基本标准,并因此形成了“十七年”作家队伍的主体,造成了作家群体的分化。对新解放区的旧艺人和旧文人,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团结、改造的方针,通过改造使其成为“文艺工作者”。此外青年创作者会议也是组建文艺队伍的手段之一,它虽是业务培训会议,但在选择参会代表时的工农兵标准无疑是希望通过培养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成长的作家,打造政治可靠的新型文艺大军。“十七年”的文学会议的诸多类型中,还包含一些具有奖惩意味和仪式化特征、意识形态倾向极其鲜明的会议,譬如批判会、纪念会、观摩会。批判会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借助于政治动员等战时阶级斗争策略对文学异端进行清理,并以政治参与的方式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政治教育。纪念会则通过对纪念对象的形象塑造与精神“还原”,挖掘其可以利用的价值为意识形态服务,并以一种仪式化的纪念方式强化其作为资源的价值。观摩会是戏改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示范意味的演出大会,通过树立典范,打造样板,展示戏改成果、强化戏改政策,推广具有示范价值的文艺样板,推动戏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文艺调整时期,文学会议是进行文艺调整重要的推动手段。这些会议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会有所改变,更加注重听取基层不同意见,通过广泛的讨论达成一致意见,有时其至不做报告和会议结论。期刊工作会议、新侨会议、广州会议是十七年文学调整时期的代表性会议,这些会议制定了一些对文艺进行纠偏的政策和条文,但由于这些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合法性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丧失。出版会议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会议,但与文学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影响着“十七年”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建国初期的几次出版会议,不但对当时的出版工作譬如民营出版社的改造等进行了具体部署,而且确立了进行出版工作的基本规范和原则。统一集中的管理制度、对出版职能的确定以及分工合作制度影响了文学出版的格局和具体运作,而编辑制度的确立以及政治正确等基本要求则对文学编辑的组稿、审稿、改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会议在制定决策、传达政治倾向、整合资源以及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文学会议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过是主流意识形态施展“权力技术”的场所,因此文学会议召开的背后有一双“无形之手”在操纵着,使文学会议按照既定的程序、方式、方向进行“表演”。同时政治权力还以各种力量和资源保证文学会议的召开、传达顺利进行,以确保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稳固。也正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文学会议的召开往往无法顾及文学自身的利益,在执行会议决定的过程中难免伤及文学利益,留下无法解决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