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早期儒学的孔子儒学是春秋时期官学零落、学术资源散落于民间的结果。孔子儒学既是对散落的学术资源的整理、加工与传播，更是对当时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批判，是对超越现实更为理想社会的追求，因而必然地超越并相对独立于社会政治现状。从“办学目的”、“办学形式”、“教学内容”等方面可以进一步肯定孔子之学的私学性质，所谓孔子之学是官学的说法不能成立。但是，孔子儒学的积极用世精神决定了儒学不会甘居“私学”与边缘的地位，孔子之后的儒者继续坚持以自身努力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思想和儒者必然地发生分化，儒家开始出现不同的派别。现存《论语》以记述孔子言行为主，兼收其部分主要弟子事迹，观点上间有矛盾之处，其实是对孔子前后各派儒家思想比较集中的呈现，也是早期儒学作为私学的一个间接证据。“焚书坑儒”虽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秦代统治集团对儒学的迫害，但不可否认它对儒学发展的影响巨大，这一事件造成了秦代统治集团的法家学派与儒家学派的公开而激烈的矛盾对抗，造成了儒学的被压制、被破坏，同时也使得儒家进一步分化，部分儒家向统治集团靠拢并进而相应改造儒家学说。其中既存在一个儒生群体受到政权打击、儒家学说受到压制而奋起反抗的问题，也存在一个儒生自觉地规避与政权的冲突，并积极发展原初儒学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问题，这一过程中儒学思想内核逐渐发生变化。秦末至西汉初期叔孙通、陆贾、贾谊、辕固生等人的政治实践扩大了儒学的社会影响，而以陆贾、贾谊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也在政治实践中逐渐融合诸子学说，其中包括了在与其主要敌人的黄老之学、法家学说斗争的同时，吸收其精华等丰富和改造发展了孔子儒学。因此，随着有儒家参与的汉王朝政权的创建与巩固，社会的底层人民和上层统治集团普遍都对引领秦朝走向灭亡的以法家为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格局深感厌恶，自然同时产生了对遭受秦朝打击禁止的儒家的复兴发展的强烈支持和需求，从而确定了新兴的汉王朝政权的发展与儒学的发展有形成继续互相合作支持，互相促进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有利的形势下，还要经过多次的政治交锋斗争，才最终导致儒学突破了汉初一度依然由与法家关系密切的黄老之学主导朝政的局面，形成了以儒学为包含官方与民间在内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的新格局。从此儒学不但由先秦的诸子学之一变为钦定的唯一官方经学，而且自汉武帝时起在理论上获得“独尊”的崇高地位。 综合先秦至汉初这一时期的学术变迁，可以看出，儒学的发展过程是从私学到官学的过程。在这一漫长过程中儒学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学官学化的过程，也是儒学著作经学化的过程。儒学经学化，儒家经典被确立或“法定”为唯一尊崇的“经”，也即恒久不变真理的载体，它具有只可信奉而不可怀疑的权威性，这对于后世近两千年的中国社会思想和学风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儒学官学化的过程，也是儒学政治化的过程。董仲舒等所建构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儒学的特点。 总而言之，儒学由私学向官学发展变异的过程既充分说明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又说明儒家学说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儒家在最初的发展过程中是与时俱进的，但部分“新儒家”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并且限于当时科学认识世界的水平，它吸收了一些神秘主义的内容，并初步显示出与道家、杂家、阴阳家等杂糅的特色，成为色彩更为复杂的理论体系。至此，官学化的“新儒学”已经远不同于孔子儒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