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对股东负责,另一方面监督经营者。股东作为公司财务信息使用者,需要利用财务信息做出决策,高透明度的公司的财务信息更能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经营状况,从而帮助投资者准确做出决策；而结构和制度安排合理的董事会更能有效的发挥作用,监督经营者提高公司业绩,及时全面的进行信息披露。因此,董事会结构、制度安排合理与否将影响财务信息透明度高低,体现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人力资本差异论和个体认知缺陷论都强调不同个体在信息接受程度和获取信息渠道、个人理解能力、个体素质、宗教信仰、种族、性别等方面的不同。这种异质个体组成的团队将比同质个体组成的团队更具多样化优势。董事会成员丰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专业背景、独特的视角都能为企业经营带来积极的效应；女性董事拥有的不同于男性的认知能力、信息渠道和人际关系能为董事会治理和决策制定提供额外信息和资源,从而将更多的信息反映到财务报告中,进而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在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性别多样化能提高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的假设。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最重要的两类企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两类企业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也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但两类企业不同的历史背景造成了其不同的治理特点,为了比较两类企业中,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对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本文又分别对民营上市公司和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对财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本文采用了两种方式来衡量财务信息透明度：一种方式为根据建立好的财务信息透明度评分体系对公司年报进行打分,以打分结果作为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的替代变量；另一种方式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考核结果公告”中的考核结果作为衡量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的标准。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全样本和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下,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不相关,这一结果与国外研究结论不一致；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下,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正相关。作为新兴资本市场,我国的股票市场定价机制还不完善,经理人市场也不成熟,可能导致在全样本下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的关系不显著；另外,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不同也是可能导致本文结论与国外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而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两职合一”、“强控股股东弱董事会”的制度缺陷、董事会设立目的的偏离等原因可能造成了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下回归结果的不显著。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整体而言,虽然其治理有诸多弊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目前已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治理效率提高,从而使得董事会,特别是女性董事的作用得以发挥,董事会性别多样化显著影响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首次以中国市场为样本,对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财务信息透明度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于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也只在分析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股价信息含量的过程中稍有触及；目前还没有发现以中国市场为基础,研究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的文献。其次,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本文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涉及组织行为学、人口学,为学科交叉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最后,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本文为消除性别歧视,推动两性平等,促进社会文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这个商务伦理范畴的问题,为未来研究新兴市场中性别多样化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推动了关于商业领域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女性职业发展受到阻碍的探讨,使得关于“男女差别待遇”争论向寻找解决方案的道路转变。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财务信息透明度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而本文的控制变量有限,如果遗漏了某些本文并未关注,但却十分关键的影响因素,这可能导致本文的实证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一致。但限于时间和精力,这个问题还有待以后的深入探究。其次,本文已经预期女性董事履行职责会遇到阻碍因素,这种阻碍因素可能正是导致全样本和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下实证结果与国外研究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虽然本文定性的分析了可能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但却未能利用合适的指标来将其量化。最后,目前的研究只是证明了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财务信息透明度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并未证明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将这一研究结论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是否妥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