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鸟毛立女屏风》这一典型案例，对中日美术之间的关联性展开比较研究。日本遣唐使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联结了中日的早期文化，正仓院藏《鸟毛立女屏风》即是这一时期文化背景下的珍贵遗物。这件屏风自1693年在尘封多年后被重新发现以来，一直是日本学术界的关注重点。昭和时期（1982—1984年），日本学者根据其材质特征，认定这件屏风属本地工匠制作的日本美术作品。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大量考古实物的出土,上述结论的可靠性也越来越令人质疑。本论文试图借用艺术考古的新证据，从屏风遗存的“被修复”现状和屏风背后补纸的“非计划性”等问题点出发，从文化源起的角度，对《鸟毛立女屏风》的图像进行重新解读与分析。面对日本天平时期（729——781）零散的绘画遗存,不能不令人把《鸟毛立女屏风》放入到中国庞大的绘画“程式”系统中去进行分析与比较。首先，通过探讨“树下”题材在中国发生与流变的复杂过程，《鸟毛立女屏风》画面中树下仕女的形象，应该从属于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树下美人”范式；其笔墨与造型语言也符合当时的绘画规范。画面的艺术感染力，绘画性强于制作性；其美人图式对后来日本绘画中的“美人”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参照唐代壁画、石刻等遗存实例，本文对岛田修二郎提出的羽毛贴敷痕迹提出质疑，认为《鸟毛立女屏风》表面的划痕为画师的起稿痕迹，并非为切割羽毛所致，从而为探讨这件屏风的艺术属性，从制作技艺的角度，提出了除却其“工艺性”，“半工艺性”之外，还应属于一种“‘绘画’与‘工艺’的‘组合体’”——其绘画可能为唐土画师所作之“白画”，而其贴羽则由日本工匠所为。最后，本文对中日之间关于绘画动机的差异性进行了探讨。《鸟毛立女屏风》的样式发生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与唐期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是唐代“绘画程式”具体表现者。《鸟毛立女屏风》的制作程式对后来日本画的形制、题材、绘画程式等具有深远影响。它的若干特征已显示出，中日美术在“抒发”“制作”等与审美属性密切相关的技艺范畴已开始出现分化，并引发出与“写”与“画”；“工”与“匠”等语义相对应的不同审美价值取向与美术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