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我国的“人口红利”不再足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支柱需要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通过“人才红利”的释放继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的形成与资金的投入规模和效率密切相关,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从金融发展的角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也可以从融资环境的角度降低教育资金的融资成本,从而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以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理论层面填补目前学术空白,并根据实证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政策建议。基于金融发展理论和普惠金融理论,本文从预算约束的角度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力资本形成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和家庭教育支出规模提高的间接效应定性分析实现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并针对区域特征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此外,本文还创新性地引入家庭教育支出作为中介变量,从直接和间接效应两个角度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究;最后,结合现实中的双减政策,为判断家庭教育支出是否应盲目扩张,本文还创新性地引入教育投资结构,以检验其是否对人力资本形成呈现“倒U型”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其U型结构是否起到调节作用。最后,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直接和间接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家庭教育支出是其产生间接影响的中介变量;且根据本文的测算结果,直接效应占比80%,由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间接效应占比20%。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人力资本形成的正向弹性影响最大。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存在区域的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力资本形成的正向影响显著高于中西部。第四,教育投资结构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呈现“倒U型”结构,对称轴为37.2%,目前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尚在对称轴左侧;第五,教育投资结构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显著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调节后的对称轴右移到38%左右。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教育资源均衡,以及家庭和个人在教育方面资金投入的充分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