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现代汉语三大实词为研究客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现代汉语三大实词的多功能性(包括兼类和词类活用)问题。　　 在不同语言学流派之间及其内部的争论中，范畴理论从经典范畴化发展为原型范畴化乃至21世纪提出的梯度范畴化，生动地勾画了语言学史上的类比论和不规则论之争(参见Robins1997/2001:26，罗宾斯1997:26，岑运强2004a，岑运强2006)，它是追求语言描写充分反映语言事实的必然结果：如果不重视对言语动态性、变异性的研究，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就是基于规则的系统；如果注重对言语动态性、变异性的研究，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就是内在的灵活系统(参见Robins1997/2001:26，罗宾斯1997:26，Aarts2007:3，岑运强2006)。虽然类比论和不规则论之争已经演变为当代的如何对待语言梯度之争(Aarts2007:3)，但是语言学界这两大阵营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水火不容了(同上)。梯度范畴化可以总结为：梯度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参见Aarts2004b，Aarts2007，Croft2007，Denision2001，Denision2006)；范畴中可能存在原型，但是原型是个相对概念，因此不必恪守原型概念，基于相似性的范畴化、基于理论的范畴化、家族相似性对梯度都具有解释力，经典范畴化和梯度范畴化在本质上也是互补的(参见Denison2006，Roehr2008，Mompean-Gonzalez2004)；范畴内成员之间存在类内梯度，范畴之间存在类际梯度(参见Aarts2004b，Aarts2007，Croft2007，Denison2001，Denison2006)；类际梯度是语言系统中有标记的选择，某种形式的构式语法可能对这种有标记的选择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参见Denison2006：279-280)。　　 词类梯度的形成及词类多功能性的解决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词类形成于对言语的抽象，在这一抽象过程中，语词的语义个性、语法个性，尤其是其所在语法槽位的性质被舍弃了。尽管语法槽位的性质被完全舍弃了，但是语法槽位在词类实现其各自多功能性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词类多功能现象的解释必须在语词的语义特点、语法特点及其所在的语法槽位的共同作用下来进行。在语义特点、语法特点和语法槽位的共同作用下，返回言语的词类不仅表现无标记组配，还表现为有标记组配：其中无标记组配构成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原型，有标记组配构成了三大实词的词类梯度。基于这种认识，语义和语用相结合的综合标准被用于现代汉语词类划分；通过借鉴梯度范畴化和构式相关理论构，本文构建了汉语三大实词多功能性的分析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特别强调了语义和语法槽位的作用。鉴于汉语少有形态变化这一语言事实，我们在把汉语词类多功能现象区分有编码多功能现象和无编码多功能现象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　　 分析表明：有编码活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词项意义和构式意义整合的结果(Goldberg1995:16，2007:15)，语义和句法之间的映射是通过构式而非词项完成的(Goldberg1995:28，2007:27)，而编码就是为词项提供语法槽位的构式；无编码活用的根本原因在于，被活用词项的意义与语法槽位所要求的意义在某一语义框架内存在着某种结合点，而且这种结合点经常是规约性的。无论是有编码活用的语义变化还是无编码活用的语义变化都是个程度问题，名词活用的语义变化最大，形容词活用次之，动词活用的语义变化最小。对兼类现象的定量分析表明，一旦某个语词兼有两类或多类词的功能，它所兼具不同词性的意义不仅在某一语义框架存在结合点，而且已经固化在语言里，它在所兼的词类范畴内使用，不再需要结构编码，已经获得了所兼词类的行为潜能，而且它的不同用法在语篇频率上也是基本平衡的。分析还表明活用和兼类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当某一词项的活用义作为语言义固定下来，活用就变成兼类了。　　 此外，词类多功能性问题还需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用少有形态变化的汉语翻译形态比较发达的外语时，只能用一个词形来对应外语中的同一词根的不同词形，这进一步促进了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刁晏斌2006a，袁毓林2010)。另一个是，古代汉语词类多功能性对现代汉语词类多功能性的影响。三大实词的每一类活用都能在古代汉语中找到先例，而且凡是古代汉语有过的活用在现代汉语中多表现为无编码活用。　　 本文所借鉴的Croft(1991，2001/2009)有关词类的构式理论与黎锦熙(1992)的“依句辨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只要“把词义上的特点、形态学上的特点和句法学上的特点各自的地位摆好了，使它们相互配合起来应用”(岑麒祥2010b：50)，不仅有利于解决词类划分问题还有助于解释词类多功能现象。